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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及其從業人員的發展狀況

時間:2016-05-24 來源:未知 作者:學術堂 本文字數:6647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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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非公從業人員黨的政治認同問題探析 
【引言】個體私營企業職員黨的政治認同構建引言 
【1.1  1.2】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及其從業人員的發展狀況
【1.3】黨對非公經濟組織從業人員態度的轉變歷程 
【2.1】關于從業人員黨的政治認同弱化的基本考察 
【2.2】非公有制經濟組織黨的政治認同弱化的原因分析 
【第三章】增強非公人員黨的政治認同的路徑選擇 
【結語/參考文獻】市場經濟下黨的政治認同研究結語與參考文獻


  一、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從業人員社會地位的演變

  與黨的政策調整歷程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上世紀 90 年代以后,隨著國家非公有制經濟政策的放開,非公有制經濟組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中華大地上迅速崛起,在我國經濟發展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黨的非公有制經濟政策的轉變是隨著實踐變化而不斷調整的過程。與此同時,非公經濟組織及其從業人員的經濟社會地位也在這個過程中不斷提升,日益重要。

  (一)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及其從業人員的發展狀況

  1.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發展狀況的歷史考察

  新中國成立后,個體私營經濟短暫地存在過,并對國民經濟的恢復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在當時階級斗爭占主導的意識形態指導下,黨領導人民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消滅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包括個體私營經濟和民族資產階級)。因此,在“三大改造”完成到改革開放之前的這三十多年時間里,中國大陸的資產階級基本不復存在,私營經濟幾乎絕跡。

  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的真正發展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改革開放政策之后,而且這一時期發展起來的非公有制經濟與建國初期的私營經濟沒有必然的關系。

  伴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逐步成長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參與者和一股不可忽視的經濟社會力量。但是“非公有制經濟”作為概念出現也才只有不到 30 年的時間。江澤民在慶祝新中國成立四十周年的講話中指出“非公有制經濟在我國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和發展領域,要根據我國現實的生產力水平和客觀需要來確定,不能簡單地把它所占比重的大小作為衡量改革成績的標志”.①這是國家領導人首次公開使用“非公有制經濟”這一概念。具體來看,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起點,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的發展大體經歷了恢復徘徊期、快速膨脹期、規范發展期三個階段。

  (1)恢復徘徊期(1978~1991 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中央作出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戰略決策,并逐步放寬了對個體和私營經濟等非公經濟的限制。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決議中,明確指出了“一定范圍的勞動者個體經濟是必要補充”,隨后個體經濟在農村和城鎮開始發展。截止到 1979 年底,個體經濟從業人員發展到 31 萬人,比 1978 年的 14 萬人翻了一倍還多。①到 1986 年底,這一數據上升到了 1845.9 萬,是 8 年前的 130 多倍。

  個體經濟的活躍和迅速發展促進了私營經濟的產生和發展。但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社會各界對私營企業的看法不一,分歧很大,難以形成共識,中央層面的政策也不明確,私營企業只能在夾縫中求生存,在徘徊中艱難前進。

  按各地工商局的統計,1988年8人以上的私營企業有11.5萬戶,雇工人數為184.7萬人。②1989 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導致了人們對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的重新定位,限制非公經濟組織的發展成為社會的主流輿論,非公經濟的發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阻滯。據全國工商登記的數據顯示,1989 年下半年,全國注冊個體戶減少 300萬家。與此同時,到 1990 年上半年,私營企業已經從 9.06 萬戶下降到 8.8 萬戶。③這一時期,雖然非公經濟組織經歷了一個由“事實存在”到“合法存在”的過程。但是,由于認識上的局限,“左”的思潮影響依然很大,受這種社會大環境的影響,非公經濟組織的發展仍以恢復為主,規模一般都比較小,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和影響都十分有限;發展的地域也極不平衡,沿海地區要比內陸地區發展的快,南方地區要比北方地區發展的快;發展的速度相對比較緩慢,而且政策的不明確、不連續,使非公經濟組織的發展經常受到打壓,極大地影響了非公經濟組織從業人員謀求發展、干事創業的積極性。

  (2)快速發展期(1992~2001):1992 年,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發表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南方談話,打破了社會各界關于“姓資姓社”問題的爭論,為非公經濟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

  隨著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體制轉軌,非公經濟的市場地位得到逐步承認和提升,迎來了發展的春天。從 1992 年起,我國非公經濟組織的發展進入快車道,實現了高速發展。據工商部門的統計資料顯示,截止到 2001 年底,全國登記的個體工商戶為 2433 萬戶,私營企業為 202.85 萬戶,個體私營經濟的從業人員達 7474 萬人,注冊資金 21648 億元,共創產值 19637 億元,實現社會商品零售額 19675 億元。

  應該說,黨在這一時期對非公經濟的探索超越了以往認識的模式框架,對傳統極“左”偏見進行了及時的矯正,黨對非公經濟的政策開始由“被動適應”向“主動融入”發展。受益于黨對非公經濟政策的放開,非公經濟組織的合法性得以確認,發展的速度和規模實現了歷史性飛躍。與 90 年代初相比,非公經濟組織已經實現了十幾倍、幾十倍的增長,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點。

  但是,由于這一時期尚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探索階段,體制機制還不健全,對非公經濟組織缺乏有效的監管,出現了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和規則的違法行為,執政黨亟需出臺相關政策和法律,對非公經濟組織中偷稅漏稅、制售假貨等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行為加以規范和治理。

  (3)規范發展期(2002 年至今):這一時期,黨和國家對非公經濟組織的各項法規和政策逐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得到維護和發展,社會各界對非公經濟的態度也由開始的否定、懷疑向肯定、支持轉變。非公經濟組織的發展在經歷了十幾年的快速發展后,從 2002 年開始增速有所放緩,進入規范發展階段。據全國工商聯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 2013 年底,中國登記注冊的私營企業達到 1253.9 萬戶,個體工商戶達到 4436.3 萬戶,全國個體、私營經濟從業人員實有 2.19 億人,2013 年中國民營經濟貢獻的 GDP 總量超過 60%.

  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發展,非公經濟組織已經成為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具體來看,非公經濟組織的發展促進了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增強了國家的綜合實力;非公經濟組織吸納了大量就業人員,成為下崗再就業的重要渠道;非公經濟組織取得的巨大成就客觀上倒逼了國企改革的提速,促進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非公經濟組織的開放性進一步解放了人們的思想,為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奠定了思想基礎。概括而言,非公經濟組織的長期穩定發展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黨的執政基礎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2.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從業人員經濟社會地位狀況分析

  (1)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社會階層結構的新變化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地主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也被改造為勞動者,我國的階層結構呈現出“簡單化”的特點。私營業主不復存在,手工業者、小商販、個體農民都成為計劃經濟體制中的一員,分配中的平均主義模糊了階級差別,戶籍制度更是堵死了社會流動的渠道。①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分界點,中國的社會階層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原有的“兩階級一階層”(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的社會結構正在不斷分化和消解,而新的社會結構正在急速重組、重構。隨著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各項經濟政策正在逐步放開,非公經濟得到了迅猛發展。城鄉個體民營經濟的發展產生了私營企業主、個體戶、民營科技企業的創辦者和管理者以及雇傭工人階層;外資經濟的發展產生了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各種中介組織的出現產生了大量從業人員。非公經濟組織從業人員并不是一個孤立的自我存在,他們是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內,從農民、國企職工、知識分子、干部等人群中分離出來并獲得新的社會職業和經濟地位的特殊群體,是原有社會階層的延續。因此,非公經濟組織從業人員這一新的社會階層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不斷發展壯大,并對原有的社會結構造成了沖擊,打破了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兩階級一階層”的社會結構格局。

  (2)新生力量的崛起:非公經濟組織從業人員的發展壯大

  非公經濟組織從業人員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創造財富,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了貢獻。因此,包括企業主在內的非公經濟組織從業人員不應被看成是社會主義的異己力量,執政黨更不能戴上有色眼鏡去審視他們。這一群體也是人民群眾的一部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是黨長期執政的重要階級基礎。

  非公經濟組織從業人員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是一支正在崛起的、必將大有作為的生力軍,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促進經濟發展的新興力量。一方面,非公經濟組織從業人員憑借自身優勢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在擴大就業、優化產業結構、繁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為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另一方面,非公經濟組織從業人員所具有的創新、拼搏、競爭、民主和法治意識,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應,進一步促進了國人的思想解放和現代觀念的樹立。

  總之,非公經濟組織從業人員正在日益成長為推動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一股不容忽視的積極力量,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重要推動力量,是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堅定依靠力量。

  (二)改革開放以來黨對非公有制經濟政策的調整軌跡

  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改革開放的重大戰略決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執政黨對非公有制經濟的態度也經歷了由“不支持不反對”到“認可接受”再到“大力鼓勵支持”的轉變過程。

  1.爭議中打破禁錮

  1978 年 12 月,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中明確指出:“社員自留地、家庭副業和農村集市貿易,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部分,不能當做所謂資本主義尾巴去批判。”①這一決定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對個體經濟的限制,釋放了鼓勵發展個體經濟的信號。1979年 4 月,國家又提出“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指導方針,在保證國營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前提下,著手扶植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

  1982 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的合法權利和利益”,以國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確立了個體經濟的合法地位。1983 年 1 月,黨中央簽發了農村工作一號文件,提出對“個體大戶”實行不宜提倡、不要公開、也不要取締的“三不政策”,在當時敏感的社會環境中,起到了保護私營經濟的作用。黨的十二大報告從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認為“在農村和城市,都要鼓勵勞動者個體經濟在國家規定的范圍內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適當發展,作為公有制經濟的必要的、有益的補充”.①隨后,十二屆二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指出:“利用外資、吸引外商來我國舉辦合資經營企業、合作經營企業和獨資企業,也是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必要的有益的補充”,②明確了外資企業的合法地位,在非公有制經濟的范圍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1987 年初,中央在 5 號文件《把農村改革引向深入》中指出:私營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結構的一種補充形式,對于實現資金、技術、勞動力的結合,盡快形成社會生產力,對于多方面提供就業機會,對于促進經營人才的成長,都是必要的。③隨后召開的黨的十三大進一步強調了“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是公有制經濟必要的、有益的補充”.④“補充論”雖然難以突出非公經濟的作用和影響力,但卻表明了中央和國家層面對非公經濟的正式認可,非公經濟的發展由“地下”轉入“地上”.

  非公經濟是在爭議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隨著認識的不斷深化,實踐的不斷深入,黨的政策開始逐步放開,非公經濟開始得到承認,獲得了合法地位,發展的范圍也擴大到了外資企業,成為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事實上,這一時期,黨對非公有制經濟的探索雖然打破了原有的禁錮,但是還沒有完全超越 1956 年前后黨關于非公經濟主體補充結構的模式框架,認識突破主要體現在對傳統極“左”偏見的糾正和正確認識的繼承。但是,非公經濟的發展仍然受到諸多條條框框的限制,其從業人員也受到其他社會成員一定程度的歧視,這就迫使許多沿海省份的非公經濟組織選擇掛靠在集體企業名下,形成了獨具中國特色的“戴紅帽子”熱的現象。

  2.開放中獲得肯定

  1992 年春,在市場經濟發展受到各種思潮阻礙的關鍵時刻,鄧小平毅然南巡,發表了著名的南方談話,回答了社會主義的本質問題,打破了社會上關于姓“資”姓“社”問題的爭論,進一步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①科學論證了計劃與市場的辯證關系。同年 10 月,在鄧小平南方談話思想的指導下,黨的十四大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并進一步指出:“在所有制結構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經濟為主體,個體經濟成分還可以自愿實行多種形式的經營聯合。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和其他企業都進入市場,通過平等競爭發揮國有企業的主導作用。”②十四大報告是對原有政策的歷史性突破,明確了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基本方針,加快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

  1997 年 9 月,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明確提出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③把促進非公經濟的發展上升為制度層面加以肯定,為非公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制度依據,體現了黨對非公經濟地位和作用認識的歷史性突破。黨的十六大進一步作出了“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④的歷史性決策,“毫不動搖”的表述,體現了黨在對非公經濟的支持力度上升到了新的高度,表明了執政黨堅持發展非公經濟政策連續性的決心。

  為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黨對非公經濟的政策有了歷史性突破,非公有制經濟真正由“制度外”被納入到“制度內”,發展非公經濟成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項基本的經濟制度,非公有制經濟被定位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不可缺少、不容忽視的重要角色。國家政策環境的優化,社會公眾對“財富觀”的重新定義,人們不再以財富的多寡作為衡量政治地位的標準,這些新變化激發了非公經濟組織從業人員干事創業的熱情,追求財富、創造財富的思想不再被公眾所鄙視,正逐漸成為社會的主流思想。

  3.規范中支持發展

  對非公經濟組織的發展加以規范和引導,為非公經濟組織的發展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是十六大以來執政黨作出的重要戰略部署。2005 年 2 月,我國頒布了《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即國發[2005]3 號文件,俗稱“非公經濟 36 條”),這是建國 50 多年來我國第一部以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為主題的中央政府紅頭文件,被業界譽為“民營憲法”①,它在多個方面對非公經濟的發展方向做出了說明和闡釋,為非公經濟的發展提出了方向性的規范和指導意見。

  2007 年 10 月,黨的十七大指出“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堅持平等保護物權,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新格局”.十七大報告提出的“兩個平等”理論,即法律上的平等保護、經濟上的平等競爭,是黨對非公有制經濟理論的新突破,具有深遠歷史意義。2008 年,國務院出臺了《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對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的市場準入、財稅金融支持、社會服務、合法權益維護、市場監管、政策協調等方面都做了明確規定,是迄今為止,國家關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最全面、系統的政策性文件。

  2012 年 11 月,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指出要“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進一步明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國家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和合法利益,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開公平公正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依法監管各種所有制經濟”等重要論斷,大力推進經濟體制改革,不斷優化促進非公經濟發展的制度環境。

  當前時期,重視和發展非公經濟,關鍵是要規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把非公經濟真正放在與公有制經濟平等的市場地位下,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打破體制壁壘,轉變政府職能,杜絕一切不必要的行政干預,降低市場準入的門檻,讓改革的政策落地、落實,這樣才能最大程度的激發非公經濟的活力和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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