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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朗史學思想及其對地中海史研究的影響

時間:2020-03-31 來源:史學理論研究 作者:武海燕 本文字數:17701字

  摘    要: 亨利·皮朗是20世紀初西方史壇的著名學者。他提出的“皮朗命題”被譽為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史學命題之一。皮朗創造性地將地中海視為一個整體,從不同文明之間大范圍互動的角度解讀歐洲的起源與發展,開拓了新的研究視野與范式。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作為新區域史主要研究對象之一的地中海成為學術研究的熱點,而費爾南·布羅代爾的《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是地中海史研究里程碑式的著作。通過對皮朗史學思想與布羅代爾等地中海史研究學者的著作進行對比分析可以看出,皮朗強調經濟與社會史研究,倡導超越民族主義史學的局限性與注重在大范圍空間對歷史進行長期性與結構性分析,對布羅代爾的地中海史研究產生了直接影響。而對“皮朗命題”中有關伊斯蘭教與基督教二元對立的中世紀早期地中海分裂性論斷的反思,則推動了新地中海史研究的發展。

  關鍵詞: 亨利·皮朗; 皮朗命題; 地中海; 布羅代爾; 新地中海史研究;

  Abstract: Henri Pirenne was a Belgian historian. As his major achievement,he proposed the Mediterranean as a holistic research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Europe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ide-ranging interactions between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It has opened up a new field of vision and provided a new paradigm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the Mediterranean,as one of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s of new regional history,has become an academic hotspot.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by Fernand Braudel is,for example,a landmark work of studies of Mediterranean history. Throug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irenne with Braudel and other Mediterranean historians,we can conclude that Pirenne has clearly influenced Braudel's view on Mediterranean history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emphasis o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the shift away from 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and the focus on the long term and structural analysi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 a wide range of space. Driven by the antagonism between Islam and Christianity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Pirenne separated the Mediterranean. This assertion has further influenced new studies on Mediterranean history.

  研究中世紀史的比利時史學家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1862—1935)在西方史學發展中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中國學界很早就開始關注皮朗,翻譯出版了他的多部學術著作,1并做出評介。2近些年來,有關皮朗史學思想的研究逐漸受到重視,3但深入探究皮朗史學思想與地中海史研究關聯性的文章卻寥寥無幾。本文對皮朗的史學思想進行初步的考察與梳理,并將其與費爾南·布羅代爾的《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下文簡稱為《地中海》)以及近20年來出版的幾部地中海史代表性著作的學術理念進行比較分析,據此說明皮朗不僅深刻地影響了布羅代爾的地中海史研究,而且對21世紀以來的新地中海史研究也具有深遠的影響。

  一

  亨利·皮朗于1862年出生于比利時韋爾維耶市。比利時是19世紀初歐洲大陸最早進行工業革命的國家之一,而當時的韋爾維耶是比利時重要的毛紡織業中心。成長于工業資本家家庭的皮朗深知經濟在社會發展中的基礎性作用,為其日后的經濟與社會史研究奠定了思想基礎。大學期間,皮朗受到中世紀史學者戈德弗魯瓦·庫爾特的影響,對中世紀經濟史與社會史產生了濃厚興趣,此后便一直致力于中世紀城市起源與發展的研究。皮朗于1883年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博士學位論文《中世紀迪南城市制度史》于1889年出版,填補了比利時城市史研究的空白。皮朗一生主要的學術貢獻集中于中世紀城市史、中世紀歐洲經濟社會史與比利時史的研究,其最負盛名的著作包括七卷本的《比利時史》、《中世紀的城市》、《中世紀歐洲經濟社會史》與《穆罕默德與查理曼》等。

  皮朗特別關注古代世界的終結與中世紀的起源這一學術問題,相關的思考集中體現在《穆罕默德與查理曼》一書中。皮朗之前的主流觀點認為,蠻族入侵對西歐的蹂躪摧毀了古典文明,西歐自此進入黑暗的中世紀。西羅馬帝國末代皇帝羅慕路斯被廢黜的公元476年成為西羅馬帝國滅亡的標志,并成為古代與中世紀的分界線。這一觀點因18世紀英國史學家愛德華·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而得以廣泛傳播,由吉本所確立的“羅馬帝國衰亡”范式主導了整個19世紀與20世紀上半葉的史學研究。皮朗提出了與之不同的學術觀點。他認為,日耳曼人入侵之后,西方的經濟生活仍舊是面向地中海的,與東方的海上貿易往來使西方依舊是具有統一性的地中海世界的組成部分。羅馬帝國的文化與經濟體制一直延續到法蘭克王國的墨洛溫王朝時期。這種狀況在7世紀之后才發生了徹底轉變,那時,阿拉伯人占據了地中海世界的大部分地區,阻斷了東西方之間常規的貿易往來,從而破壞了地中海經濟與文化的統一性。拜占庭帝國猶如歐洲的母親,阿拉伯人以暴力阻斷了母子之間的聯系,歐洲這個孤兒再也無法吸吮到地中海的乳汁,被迫開始了自己獨立的成長歷程。皮朗認為這才是古代世界最終走向衰亡,西歐步入中世紀的根本原因。由此,皮朗提出了那句著名的論斷——“倘若沒有穆罕默德,查理曼根本就是無法想象的”。4后世史學界將皮朗對于古代世界終結與中世紀開端的史學觀點概括為“皮朗命題”。
 

皮朗史學思想及其對地中海史研究的影響
 

  “皮朗命題”完全顛覆了自文藝復興時期以來長期主導史學界的傳統觀念,對歐洲從古代向中世紀的轉變過程進行了結構上的整體性重構,徹底否定了吉本范式。皮朗強調古代地中海文明在蠻族入侵之后的延續性,將古代世界終結的時間節點推移至7—8世紀,彌合了古代與中世紀之間的傳統歷史分期與學科界限,使學者們認識到公元250年至800年這一時期的獨特性與重大意義。5皮朗的新觀點不但打破了學術領域固有的分野,而且突破了西歐這一狹隘視域,第一次將地中海地區與整個亞歐地區視為一個互動整體來加以思考。其中所蘊含的史學思想可以從以下方面進行分析。

  第一,皮朗突破了傳統史學研究專注于政治史與制度史的局限,將經濟史與社會史納入歷史研究之中。

  至19世紀末,歷史研究的關注焦點主要是政治、軍事、外交與宗教等問題,經濟史尚未形成為獨立的研究領域,大多史學家都忽視對經濟與社會發展的考察。皮朗認為史學研究應該更加具有普遍性與綜合性,應重視地理、氣候、經濟與社會發展等因素在人類歷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運用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學科的知識與研究方法。其中,皮朗特別強調經濟史與社會史的重要性。在他看來,經濟與社會現象具有可統計性,可以避免各種主觀因素的影響;同政治史相比較,經濟史超越了民族與國家的偏見,因而具有國際性。6皮朗深受德國經濟學家古斯塔夫·馮·施穆勒思想與理論方法的影響,較早地開始從經濟與社會史的角度進行中世紀城市史研究。他批判了過去以“羅馬學派”與“日耳曼學派”為主的各種有關城市起源的學說,提出了“商業移民社團起源說”,將城市、商人與遠程貿易緊密聯系在一起,創造性地從經濟與社會結構的層面來探索中世紀城市的起源。這一理論模型也成為他研究古代世界向中世紀轉變的理論基礎。他于1925年出版的《中世紀的城市》一書是城市史與經濟社會史完美結合的產物,綜合闡釋了13世紀以前歐洲城市發展的歷史,被認為是有關這一主題最好的著作。7

  在皮朗看來,政治事件通常只是社會發展的具體表現,因而,他的《比利時史》超越了關注政治與外交事件的傳統敘事模式,納入了此前從未被重視過的對社會、經濟與文化發展的考察與分析。8通過追溯比利時民族形成的漫長歷程,皮朗指出,比利時民族形成的基礎是經濟與社會的發展,比利時國家具有社會、經濟與文化上的統一性,并非人為建構的政治產物。布萊斯·利昂稱這部著作是“19世紀歷史著述從簡單傳記與描述性政治記錄,轉變為通過社會、經濟、文化與制度等方面的因果關系來闡釋人類發展復雜性與多樣性的典范”。9馬克·布洛赫更明確地稱之為“總體史”,是民族史寫作的典范之作。10而他提出的“皮朗命題”貌似聚焦政治變遷,但它主要是基于對羅馬帝國晚期與西方中世紀早期經濟、社會與文化的總體結構性差異的比較分析,可以說,導致古代文明中斷的原因本質上是一種經濟現象。

  對于經濟史研究領域來說,“新‘德國歷史學派'使經濟史成為經濟學中的必修學科。這場運動主要是通過皮朗在歷史領域產生影響,并使其思想傳播到整個西歐。”11皮朗的論著在西方學術界的廣泛影響力,對經濟與社會史研究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為經濟史發展成為獨立的歷史研究領域做出了重要貢獻。另外,皮朗的寬廣視野、非正統的史學觀點、注重對歷史的解釋而不只滿足于描述的做法,以及提倡對新科學方法的運用,深刻影響了年鑒學派第一代的著名學者呂西安·費弗爾與馬克·布洛赫,以至于他們稱皮朗為導師。皮朗還身體力行地為《經濟與社會史年鑒》的創辦提供了莫大的支持與幫助,并成為雜志第一屆編委會的成員。由于這些貢獻,他也被視為年鑒學派的創始人之一。12

  第二,皮朗倡導突破國別史的界限,將歐洲視為整體研究單位,提倡運用比較的研究方法。

  皮朗的史學觀念一方面深受當時歐洲新興學術思想、理論與方法的啟發,另一方面也源于他經歷了殘酷的戰爭之后,對當時思想潮流與歷史研究傾向的質疑與反思。19世紀西方史學研究的主流模式主要是以國家作為歷史研究的主體單位。皮朗很早便意識到了這種史學研究模式的局限與缺陷。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撰寫的《比利時史》就已經突破了傳統民族史的敘事模式,強調不同文明之間的互動性,注重整體的歷史發展進程。戰爭使皮朗更加認清了基于種族論的極端民族主義的危害。在德國的囚禁生活不僅使皮朗獲得了獨特的視角,使他開始重新思考以往的歷史觀念,更使他意識到政治與意識形態有損歷史研究的公正性與客觀性。在深刻反思了當時盛行的種族主義與帝國主義對史學研究的影響之后,皮朗開始思考并撰寫《歐洲史》,對歐洲整體的社會、政治與經濟發展趨勢進行宏觀分析。在闡釋歐洲歷史起源與發展進程時,史學家們大都是從民族立場出發,在歐洲各地區內部探尋原因,長期陷于“羅馬因素”與“日耳曼因素”的爭論之中。而皮朗則超越了國別史的研究界限,將歐洲視為整體研究對象,把歐洲歷史發展演變的問題置于更大的地理范圍內來考慮。對于古代世界到中世紀轉變的原因,皮朗開創性地從不同文明互動關系所形成的地中海世界的結構性變遷中進行解釋。皮朗曾在自己的筆記中指出:“我并非在建構一種理論,而是在陳述事實,推導結果。以前沒有注意到這些是因為我們從未將這一時期的歐洲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13

  在研究方法上,皮朗特別強調比較的重要性,認為運用比較方法考察歷史可以揭示出,決定一個民族發展的是社會、經濟、宗教與地理等因素的作用,而非種族。14在1923年召開的第五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上,作為大會主席的皮朗發表了題為《歷史的比較方法》的開幕致辭,倡導所有的歷史學家都應該從比較的視角進行研究。他認為“僅用比較的方法就可以消除歷史學家之間的種族、政治與民族偏見”,15只有比較的方法才能“使歷史學家避開他周圍的陷阱,理解他所研究的所有事實的真正價值與科學事實的準確程度……歷史學才能成為一門科學,才能擺脫情感的操控”。16《穆罕默德與查理曼》正是他運用比較研究的代表作。他在書中從結構與具體表現兩個方面,分別對阿拉伯人擴張之前與之后的地中海,墨洛溫王朝與加洛林王朝時期歐洲的經濟與社會狀況進行了深入的對比分析。

  第三,皮朗將地中海作為整體歷史研究框架,注重歷史發展的長期性與結構性研究,從互動與聯系的角度關注不同文明之間的結構性關系,在歐洲以外尋找歐洲發展的動力。

  皮朗率先提出了“地中海特性”與“地中海的統一性”的概念。他指出:“在人類結構所有奇妙的特征之中,羅馬帝國所具備的最顯著并且也是最本質的特征就是其地中海的特性。”所以,“完全憑借地中海的功用,羅馬帝國才以最明顯的方式構成了一個經濟統一體。”而當日耳曼人取代羅馬帝國統治的時候,“作為古代世界基本特征的‘地中海統一性'在所有領域內都一直存留著。”此時地中海東部世界通過貿易、藝術與宗教生活的變革繼續影響著西方世界的歷史進程,西方世界變得越來越拜占庭化。17到7世紀時,羅馬帝國所創建的地中海文明共同體并沒有終結,日耳曼人所統治的世界也并沒有喪失古代世界的那種地中海特征。因此,皮朗將地中海統一性的破裂與否作為考察古代世界是否終結的衡量標準。正是基于地中海世界的大空間范圍,皮朗得以從西方世界、拜占庭帝國與伊斯蘭教世界之間聯系共生與交往沖突的結構性互動關系中來思考問題。他將人們的目光從歐洲內部引向外部世界,在歐洲之外尋找歐洲歷史變遷的動力。在從歐亞非大范圍互動的整體史視角闡釋古代世界向中世紀轉變的原因時,皮朗不僅把西部地中海貿易的衰落與地中海統一性的破裂歸因于伊斯蘭教世界、拜占庭帝國與基督教世界之間的沖突,還歸因于伊斯蘭教所建立的廣闊帝國,因為這個帝國為基輔羅斯、斯堪的納維亞和北歐地區提供了新的市場,從而導致了東西方貿易線路的轉移。18皮朗由此構建出一個全新的、動態的歷史解釋的結構體系,為史學研究開拓了新的視野與范式。

  綜上而論,“皮朗命題”集中反映出皮朗強調空間與時間層面上的聯系性與互動性的創新的整體史觀念。對于中世紀史研究來說,皮朗是“站在那種陳舊的關于過去的觀念立場之外,對古代與中世紀世界之間互動關系進行思考的第一位歷史學家”,19也是“第一個認識到阿拉伯人對地中海與西方具有深遠影響的學者”。20“皮朗命題”的闡釋邏輯是以地中海的商業流動性和連通性與經濟統一性為基礎的。在皮朗看來,東西方之間的貿易聯系是西方經濟發展的基礎條件,連通性成為他整個論斷的支撐點。這種強調大范圍結構性與連通性的觀念對后世學者不斷創新的整體性歷史闡釋具有深遠的啟發與推動意義,使人們開始意識到應該從整體的、互動的視角來思考歷史變遷,從而啟發了新的歷史動力學觀點的形成。21這些影響也都集中體現在地中海史的研究中。

  二

  布羅代爾的《地中海》(1949年出版,1966年修訂再版)是地中海史研究領域里程碑式的著作。該書問世以來,國際學術界對于布羅代爾的學術思想源流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英國史學家佩里格林·霍登與尼古拉斯·珀塞爾在《墮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一書中,集中討論了年鑒學派的兩大史學傳統對于布羅代爾的影響,分別為“盡可能地將地理學與歷史學整合起來的傾向”和“對總體史的追求”。而在這兩大傳統的塑造過程中,地理學家保羅·維達爾·德·拉·白蘭士與史學家呂西安·費弗爾可謂是居功至偉,前者認為“地中海地區是一個長期具備個性特征的統一體”,后者不遺余力地推動總體史的研究。22需要注意的是,《墮落之海》在強調維達爾·德·拉·白蘭士與費弗爾對布羅代爾的“重要影響”的同時,也指出,皮朗“所揭示的既研究基督徒地中海世界同時也研究穆斯林地中海世界的必要性對布羅代爾具有同等重要的影響”。23然而,縱觀國際學術界的相關研究,重維達爾·德·拉·白蘭士和費弗爾而輕皮朗的現象非常普遍,這一點應該予以高度關注。

  事實上,布羅代爾本人直接提到了皮朗對他的地中海史研究的重大影響。1972年,布羅代爾發表了簡短的個人學術傳記,具體講述了他選擇地中海本身作為研究對象的過程。1923年,大學畢業后的布羅代爾成為法屬阿爾及利亞的一名中學歷史教師,同時也為獲得博士學位而展開研究。起初,布羅代爾提交給索邦大學的博士學位論文題目是有關菲利普二世和西班牙在地中海的外交政策,屬于較為傳統的政治外交史。24當他在夜以繼日地閱讀檔案的過程中,越來越開始質疑自己的選題時,是皮朗開啟了他將地中海作為一個整體去研究的視野。布羅代爾的遺孀波勒·布羅代爾在回憶《地中海》寫作的緣起時指出:“1930年,在阿爾及爾召開了歷史科學大會,擔任此次大會助理秘書的布羅代爾得以接待了許多史學大師……但在那一時期,對他來說最重要的,也是最吸引他的,是1931年皮朗在阿爾及爾大學所做的關于7世紀穆斯林入侵后封鎖地中海的演講。”25皮朗的演講使布羅代爾“開始思考地中海本身,這是一個非常古老而令人難以置信的故事,比菲利普二世這個悲傷的角色更加生動,更加令人興奮”。26布羅代爾自己這樣描述皮朗對他的重大啟示:“他的演講令我大為震驚,隨著他的手臂張開又合上,整個地中海也隨之先是開放自由,然后被關閉封鎖!……最終,我選擇了地中海。”有了這種想法之后,他發現很多檔案是不可用的,因為它們主要反映的是君王、財政、軍隊、土地和農民。1934年,在杜布羅夫尼克(今克羅地亞境內),他查到的資料讓他興奮不已:“這里有船只、提貨單、貨物交易、保險費率、商業交易。我第一次看到了16世紀的地中海。”27將《地中海》與皮朗的著作進行比較,皮朗的史學思想對布羅代爾的影響清晰可見,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布羅代爾追隨皮朗的研究路徑,注重考察經濟與社會史,并強調城市與貿易的決定性作用。

  布羅代爾不僅在研究對象上從西班牙轉向更加宏大的地中海世界,更重要的是他將研究領域從傳統的政治外交史擴展到了經濟與社會史。28表面上看,費弗爾與布洛赫創辦的《經濟和社會史年鑒》直接影響了布羅代爾史學思想的轉變。《年鑒》的目標是要擴大歷史學的視野,擺脫當時在法國史學界仍占統治地位的政治史、制度史研究,關注諸如經濟學、社會學、地理學、人口統計學、人種學等在內的其他人文學科,嘗試一種打破各種人文歷史學科界限的“全面的歷史學”。29這種布羅代爾所稱的“偉大的歷史學”成為他畢生的追求,《地中海》是具體的嘗試。然而,仔細分析可以發現,在借鑒地理學的基礎之上,布羅代爾更多地采納了皮朗的研究方法。與布洛赫重視農業生產模式不同,布羅代爾追隨皮朗的腳步,注重對商業交換的考察。皮朗將地中海視為一個經濟統一體,一個以經濟交換體系為基礎的巨型網絡。布羅代爾也認為地中海總體上是“一個經濟世界,一個自在的世界”。30而在這個由交換網絡構成的經濟世界中,布羅代爾同皮朗一樣強調城市與遠程貿易的中心地位。

  “皮朗命題”是建立在皮朗所創立的城市、市場與遠程貿易緊密關聯的理論模型基礎之上的。在皮朗看來,遠程貿易、城市以及從事遠程貿易的商人團體三者密不可分、相互依存,它們的發展是決定經濟興衰的根本性因素。商人階層催生出中世紀的城市,遠程貿易是中世紀城市發展與經濟復興的核心條件,也左右著地中海經濟的興衰。這種模型同樣也是布羅代爾闡釋菲利普二世時代地中海世界的基礎。塞繆爾·金賽觀察到,布羅代爾對他所獨創的三種歷史時間中“中時段”的“社會時間”的闡釋,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皮朗的模型。31布羅代爾也認為,遠程貿易是城市商業與制造業發展的基礎,城市的發展與變化歸根結底都是商業活動在起著推動作用。15世紀和16世紀地中海世界的中心就是由威尼斯、米蘭、熱那亞與佛羅倫薩構成的狹小的城市四邊形區域。32布羅代爾就“長時段”的“地理時間”指出:“地中海共同的人文特征就表現為道路縱橫與城市林立。”地中海的統一性以人員的往來聯系與暢通的道路為基礎,是通過陸路與海陸的遠程貿易相互連接起來的。地中海就是由交通網絡聯系在一起的各民族構成的運動空間,而控制和運行這個運動著的世界的發動機則是城市。“城市是農業的歸宿并支配著農業”;“一切都以城市為終點”;“地中海的歷史與文明都是城市的業績”。布羅代爾把地中海視為歐洲歷史的心臟,而城市就是地中海的心臟,“地中海的命運取決于道路與城市的興衰。”在這種思路下,布羅代爾肯定了皮朗有關西方中世紀的觀點:“公元8、9世紀,地中海的海路交通為伊斯蘭所掌控,整個活動場所向東移動,使基督教西方世界喪失了地中海道路網的滋養。”33

  其次,皮朗倡導的超越民族主義史學的局限性和進行比較研究的思想影響了布羅代爾對地中海的整體性思考,皮朗對歷史研究空間的拓展則直接啟發布羅代爾形成宏大的視野。

  破除傳統史學研究的狹隘性與片面性,是20世紀初一些經濟與文化史學者努力的目標,皮朗更是極力倡導并身體力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皮朗一直呼吁史學家們從國家的視角轉向比較的和整體的視角,倡導做大范圍、長時段、結構性的比較研究,以避免政治與民族偏見。《地中海》完全擺脫了法國歷史研究傳統中過分強調民族主義的傾向。布羅代爾通過創建不同的歷史時間,將政治史置于歷史發展的次要地位,他在地理歷史意義上對地中海所作的界定,則使國家不再是歷史研究的唯一焦點。他筆下的地中海不是由作為政治符號的“國家”構成的區域,而是由生態空間與貿易往來聯系在一起的整體。布羅代爾因此能夠從不同的時間與空間層面上進行多角度的比較研究,以探明地中海世界的統一性與差異性特征。34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布羅代爾在史學實踐上出色地貫徹了皮朗的理念。

  皮朗開闊的歷史視野也啟發了布羅代爾的地中海史研究。皮朗對歐洲歷史的創新性闡釋是建立在拓寬歷史空間的基礎之上的。在他看來,要想真正理解古代世界衰亡與中世紀誕生的原因,以及歐洲經濟復興的根源,就必須超越民族或國家這種人為劃分的界限,將歐洲視為一個整體,并將其置于“地中海”乃至歐亞大陸更大的框架體系中來看待。如前文所述,在皮朗的啟發下,布羅代爾將自己的研究從西班牙轉向整個地中海,并且其研究視野較皮朗更為開闊。為了更好地理解16世紀的地中海,他在空間上遠遠超出地中海區域,北方海域、美洲、印度洋、太平洋都在他的考察范圍之內。

  再次,受到皮朗注重研究歷史長期性與結構性發展變化的影響,布羅代爾也非常重視對結構史的考察。

  對于布羅代爾來說,政治事件的作用遠遠不如經濟結構變化的影響大。他對社會與歷史問題強調的是“結構性”而非“事件性”的闡釋方案,并明確地稱自己為“結構史學家”。35他在這方面同樣借鑒了皮朗的著作。如前文所述,皮朗從地中海經濟的結構性變遷來解釋西方世界從古代向中世紀的轉變。而對于整個西歐重新“走上進步道路”的原因,皮朗也認為并非是由于歐洲內部的自身發展與緩慢積累,而是源于更廣闊世界的結構性經濟發展變化。威尼斯與東方世界的貿易往來,弗蘭德斯地區與斯堪的納維亞—俄羅斯—黑海—拜占庭貿易路線的聯系,從南、北兩個方向共同推動了歐洲的商業復興。36布羅代爾完全贊同皮朗對歐洲經濟復興的結構性解釋,并用同樣的整體視角觀察地中海經濟的結構性特征。他認為用事件來解釋地中海航運在16世紀下半葉依然保持繁榮的原因會使人“一葉障目”,必須統觀世界全局。他認為問題的真正原因是,從美洲至歐洲,再到東南亞,金銀貨幣與各種商品由東到西和由西向東的雙向循環運動都是經由地中海地區的。37

  對于地中海衰落的問題,布羅代爾的分析也是“結構性”的,“即使在對危機的短期形勢的歷史進行的調查研究中,……也必須指望結構史學來提供答案”。38他在很大程度上借鑒并發展了皮朗對中世紀早期地中海由繁榮到衰落的結構性解釋邏輯,認為不是短期危機或政治事件,而是貿易的結構性變遷導致了地中海的興衰。布羅代爾在《地中海》中總結道:“主要是交換體系方面的問題,而非生產或消費方面的困難導致了一場‘結構性危機',從而導致了17世紀初地中海‘輝煌'歷史的終結。”39正是因為布羅代爾同皮朗一樣以地中海整體性結構變遷而非政治危機作為衡量標準,因此他得出了同皮朗相類似的判斷。布羅代爾質疑有關地中海地區衰退時間的傳統論斷,在《地中海》第四版中,他將衰退的時間進一步推延至17世紀后半葉。“地中海生命的光輝燦爛的事物并不是隨著1590年前后幾年發生的百年趨勢的逆轉,并不是隨著1619—1621年的短期危機的劇烈震蕩宣告終結的。”40盡管西班牙與葡萄牙的海外擴張以及土耳其帝國的崛起具有極為重要的歷史意義,但卻沒有立即破壞地中海傳統的經濟生活。地中海的衰落是一個漫長的漸進過程。

  綜上所述,皮朗的史學觀念是布羅代爾地中海史研究的重要思想源泉。他們之間所不同的是,地中海對皮朗來說是他解釋歐洲歷史發展的概念基礎與框架,而布羅代爾則將地中海作為整體的研究對象與主角。皮朗關注的是幾個世紀以來地中海地區的結構性變遷對歐洲歷史發展的影響,屬于歷時性的考察,而《地中海》則是對16世紀的地中海世界進行的地理生態和人類經濟與社會史的考察,所呈現的是地中海歷史橫截面的全景圖,并且更具全球視野。皮朗關注的是地中海統一性破裂的原因,而布羅代爾則更強調地中海的統一性。這些差異其實反映出布羅代爾對皮朗的超越。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看,《地中海》是在皮朗的互動論基礎上增加了地理生態因素,但布羅代爾比前人更成功地找到了一種將地理生態的影響與人類社會活動交織在一起的方法,而不僅僅是將地理知識作為歷史寫作的開篇背景。《地中海》最富創新意義的地方正是通過建構別具一格的歷史時間體系,將地理歷史和經濟與社會史結合起來,將生態與歷史結合起來。

  三

  布羅代爾的《地中海》被譽為“20世紀歷史研究的最高成就之一”。41按照常理來說,這部被譽為“劃時代的”、“革命性的”的杰作本應推動地中海史研究的發展繁榮,但事實卻恰恰相反。一方面,布羅代爾從人口地理學的角度指出了地中海的統一性,這是一項一勞永逸的工作, 只做細小的補充就可以了,無須再有更多的人去繼續研究。42實際上也沒有人敢于挑戰他的這部地中海的總體史,有學者稱其為“孤獨的領航者”。43另一方面,隨著二戰后冷戰對立的加劇,“皮朗命題”對地中海統一性的闡釋被忽視了,而皮朗所描繪的伊斯蘭教勢力在地中海上制造的東西方交流的阻隔,卻作為冷戰鐵幕的隱喻而得到凸顯。冷戰時期的政治導向推動了以當時地緣政治地理分布為基礎的區域研究的發展,地中海就在這樣的政治與學術發展潮流中被隱沒了。

  隨著1991年蘇聯的解體,后冷戰時代更加開放的國際經濟與社會全球一體化的發展推動學術重心發生了轉移,一些學者開始挑戰傳統區域研究的模式。全球史研究率先在美國興盛起來,世界各地區之間在經濟、社會、政治、文化、人口與生態等方面互聯互動的網絡關系受到特別關注。在這種趨勢下,作為人類互動交往場所的海洋開始受到史學界的重視。地中海與大西洋、印度洋等海域一起成為新的熱門研究領域。可以說,新地中海史研究是在全球史轉向的推動下,作為新區域研究的領域而出現的,并成為跨學科創新研究的焦點。

  總體來說,新地中海史研究強調地中海的連通性與整體性,而這種理念的提出是以對“皮朗命題”的重新認識為邏輯出發點的。或者可以這樣說,學者們沿著皮朗的研究路徑深入挖掘新史料,修正了他對中世紀早期歷史的認識。皮朗對地中海史研究最主要的影響在于兩個方面,一是以互動論為基礎的有關地中海統一性的論斷,二是有關伊斯蘭教與基督教二元對立的中世紀早期地中海產生分裂性的論斷。前者是布羅代爾等互動論學者構建地中海世界圖式的重要思想基礎,后者則是新地中海史研究的邏輯起點。新地中海史研究最初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對歐洲中心主義與東方主義“他者”概念的反思,主張將地中海視為無邊界、無中心的過渡空間與互動場所,反對東西方二元對立的觀念。甚至有學者將基督教世界與伊斯蘭教世界之間的廣泛接觸與交流作為專門的課題來進行研究。44約翰·沃特金斯曾指出:“在知識層面上,新的地中海史研究始于對亨利·皮朗論點的批判,即伊斯蘭教的興起將地中海變成了事實上的鐵幕,將基督教歐洲與北非和中東的穆斯林地區分隔開來。最近學者們修正或者完全否定了皮朗的主張,他們描述了一個商業、人口與文化交流的網絡,這個網絡在關鍵的7世紀之后很久仍然連接著圍繞海洋的三塊大陸。”45無論是在近年來出版的地中海史新作中,還是在世界各地召開的地中海史學術會議上,“皮朗命題”都是無法繞開的討論話題。正如塞巴斯蒂安·施密特—霍夫納所指出的那樣:“如今,任何關于地中海世界經濟解體的討論都是以《穆罕默德與查理曼》為出發點的。”46

  在新世紀以來的新地中海史研究成果當中,邁克爾·麥考密克、大衛·阿布拉菲亞、克里斯·威克姆、佩里格林·霍登與尼古拉斯·珀塞爾的著作最具代表性。麥考密克在2001年出版的《歐洲經濟的起源:公元300—900年的交流與商業》一書,重新考察了爭論近百年的“皮朗命題”。針對皮朗有關7世紀中期以后地中海交通中斷,以及由此造成的加洛林經濟去商業化的論斷,麥考密克運用數字化信息處理技術對文本證據與沉船遺跡所提供的信息進行編組、量化與綜合分析,描繪出一幅與皮朗觀點截然相反的動態的地中海商業交換網絡。盡管隨著西部省份政治統一性被破壞,以羅馬帝國控制為主導的地中海航運模式發生了相應變化,商業總量出現下降趨勢,但各類人員繼續穿行在東西方之間的海洋上。這表明7—9世紀的歷史時期并非如皮朗所說的是交通閉塞、去商業化的封閉時期,而是一個交流頻繁的繁榮時期。與皮朗強調穆斯林封鎖地中海導致歐洲經濟衰退的主張相反,麥考密克認為哈里發帝國的建立為新的歐洲經濟發展提供了機遇。不過通過深入分析可以發現,麥考密克對“皮朗命題”的修正實際上仍然追隨了皮朗的研究路徑,強調遠距離貿易在經濟與社會中的主導作用,因此,被史學界稱為“新皮朗主義”。47

  阿布拉菲亞關注的焦點同樣是地中海世界的交往互動,但更強調人在地中海世界的主導地位。他于2011年出版的《偉大的海:地中海人類史》的創新之處便是立足于地中海本身(海上的島嶼、港口與人),關注的是“屬于地中海的歷 史”,48而 不是其周圍陸地的歷史。該書采用全球史的視角,描述了人類從遠古時代直到今天在地中海上互動交往的漫長歷史。阿布拉菲亞認為地中海史的統一性就在于地中海的可變性與往來于海上的人群之 中。49不 過該書第三部分有關后羅馬時代的地中海史,阿布拉菲亞仍然采納了皮朗的部分觀點,強調商業往來在地中海統一性中的重要作用,并將地中海統一性被逐步打破的6—8世紀作為地中海歷史演進過程中的一個重要轉折時 期。50

  威克姆的觀點與互動論不同。針對“皮朗命題”的爭論,他指出:“有關連續性與斷裂性的爭論仍像一葉無錨之舟漂浮在當前的研究海洋之中。”51他既反對研究中的目的論傾向,又批評最近的一些研究有目的地去尋求連續性。“各種類型的歷史學家越來越傾向于在各種不同的歷史時刻中去尋找連續性而不是結構上的變化。”他一方面強調結構變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強調在每一次轉變中,連續性與變化性之間都存在著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52對此,威克姆在他于2005年出版的《建構中世紀早期:400—800年的歐洲與地中海》一書中,試圖從根本上挑戰皮朗范式。他采用了不同于皮朗或“新皮朗主義”學者將地中海作為整體予以考察的做法,而是將前羅馬帝國的疆域及其周邊地區劃分成十個區域,分別從國家與稅制、貴族與土地占有、農民與農業生產方式、城市與商品流轉等多個層面,對各區域經濟與社會結構的變化和發展進行對比分析。有別于皮朗對地中海世界貿易一體化的描述,威克姆強調的是地中海世界的多樣性特征,注重對地區差異性的考察。他完全擺脫了皮朗范式簡單明了、結構鮮明的邏輯框架,改用一種區域比較方法,去考察各地區分離與內部重組的原因,意圖在地區差異化的發展中尋求解決連續性與變化性的問題,53從而避免理論模式的單一化與解釋的簡單化和片面化。不過對照前文可以發現,雖然威克姆批評皮朗的長途貿易決定論,意圖推翻皮朗范式,但他對新范式的探索仍然是在步皮朗的后塵,專注于經濟與社會史研究,而且忽略了地中海世界的生態環境因素。

  在新地中海史研究中,最具開創性的當數霍登與珀塞爾在2000年出版的《墮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該書是地中海史研究領域繼布羅代爾的《地中海》之后又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在該書的第一部分,作者總結并批評了皮朗與布羅代爾等四位20世紀地中海史學的代表人物的互動論觀點,認為他們都只是將物資再分配作為理解地中海歷史的核心,因而稱他們為“同舟四人”。54在霍登與珀塞爾看來,皮朗“對城鎮與長途貿易解釋過多,而對生產與總需求研究得過少。”55而布羅代爾只是在互動論之外補充了生態學的視角,并沒有能夠很好地將二者整合在一起。56不同于皮朗和布羅代爾關注遠程貿易的研究路徑,霍登與珀塞爾關注的是歷史生態學。他們借鑒環境史中“微觀生態”體系的概念,從人與環境的多元互動著手,關注地中海世界中人類與物質、自然與文化、經濟與生態因素的共生結合,強調各“微觀生態”區域之間的沿海短途貿易。由于生產、庫存與再分配三位一體的生產邏輯的多樣性而形成的互動關系,使地中海的各個“微觀生態”區域與周邊其他“微觀生態”區域聯系起來。他們用反映互聯網思維的“連通性”(connectivity)觀點,代替皮朗有關中世紀早期地中海經濟交通中斷與地中海統一性破裂的說法,完全否定和超越了“皮朗命題”。該書在人與環境的互動關系中強調地中海生態與文化的多樣性,而這種多樣性與復雜性又因地中海的連通性而呈現出統一性。57連通性使整個地中海構成了具有統一性的大系統。這種始終處于不斷變化中的動態生態體系,使得將地中海世界劃分為西方世界、拜占庭帝國與伊斯蘭教世界的傳統做法失去了意義,從而避免了歐洲中心主義,有利于將地中海納入到全球史的框架中開展更廣泛和深入的比較研究。

  盡管完全摒棄了皮朗范式,但霍登與珀塞爾仍然肯定了皮朗對地中海史研究的貢獻。在《墮落之海》的“連通性”一章中,皮朗所關注的7世紀末至9世紀初地中海世界的基本特征,以及“皮朗命題”的相關問題仍然是作者們必須要進一步闡釋與思考的對象,而中世紀早期則被命名為“皮朗時 代”。58他們認為,皮朗有關地中海自古代至中世紀早期保持統一性的論斷仍然具有巨大價值。59

  結 語

  埃里克·德斯泰勒在2011年曾撰文指出,地中海史研究領域一直存在著相互對立的兩種范式——“戰場”(battlefields)與“集貿市場”(bazaars)。前一種是由皮朗提出的對抗模式,將地中海視為分裂對抗的戰場;后一種是以布羅代爾為代表提出的統一模式,將地中海看作互動交流的集貿市場。新地中海史研究正是始于對“皮朗命題”的批判。霍登與珀塞爾對地中海連通性的創新解讀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對地中海互動與交流的研究。但德斯泰勒提醒學者們,在構建一種“包容一切”的“集貿市場”范式時可能會產生偏頗,因此不能“忽略地中海長久以來存在的敵對、分裂、誤解、剝削與暴力”。60筆者對此觀點深表贊同。許多學者將皮朗有關伊斯蘭教勢力割裂地中海的論斷作為地中海史研究對抗模式的代表,從主張連續性的立場對“皮朗命題”提出許多修正或批判意見。但卻忽視了皮朗理論中更為重要的另一個層面,那就是“皮朗命題”是以阿拉伯人入侵之前古代地中海的連通性與統一性為基礎的。皮朗描述的古代與中世紀早期的地中海是東西方世界聯系、互動與交流的網絡。盡管他提出的阿拉伯人擴張造成地中海世界分裂的論斷有失武斷和簡單化,但皮朗基于大量史料所論述的地中海世界不同社會群體之間長期存在的沖突與戰爭也是不爭的事實。因此,我們應當認識到,沖突與聯系是地中海歷史所呈現出的不同面相,地中海的歷史在大多數時間里都是交流與沖突并存的,不應試圖以統一模式完全取代對抗模式,以連續論完全取代斷裂論,而是應當盡力消除地中海文明邊界的傳統區分觀念,認識到地中海是一個充滿相互競爭與沖突、彼此交往和共生的復雜而多樣的世界。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盡管學者們提出了各種各樣批駁“皮朗命題”的觀點與論斷,但皮朗對古代與中世紀地中海的闡釋以及后世學者的相關爭論依然是地中海史研究者所無法回避的問題,皮朗對地中海史研究的影響仍然是巨大而深遠的。

  注釋

  1皮朗的著作早在民國時期就被引入國內。商務印書館于1940年出版了由胡伊默翻譯的《中古歐洲社會經濟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則于1964年出版了該書的新譯本《中世紀歐洲經濟社會史》,譯者為樂文。1985年,商務印書館首次出版了由陳國梁翻譯的《中世紀的城市》;2011年,上海三聯書店出版了由王晉新翻譯的《穆罕默德與查理曼》。
  2參見袁景:《亨利·皮朗與獨特的社會過渡理論》,《世界史研究動態》1985年第11期;郭方:《亨利·皮朗的〈中世紀歐洲社會經濟史〉》,《中華讀書報》2001年11月21日。
  3王晉新撰有三篇相關論文,分別探討了他對皮朗學說的理解、“皮朗命題”對西方文明形成問題的啟迪和皮朗與法國年鑒學派的關系,參見《皮朗與皮朗命題:對西方文明形成時代的重新審視》,《世界歷史》2008年第3期;《古典文明的終結與地中海世界的裂變:對西方文明形成的重新審視》,《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1期;《亨利·皮朗與法國年鑒學派》,《古代文明》2007年第4期。有關“皮朗命題”的專題性文章參見向榮:《西方學者對“皮朗命題”的驗證與再討論》,《光明日報》2016年12月10日;李隆國:《“皮朗命題”與羅馬文明的歷史影響:評魏可漢的〈建構早期中古:400—800年的歐洲和地中海〉》,李猛主編:《奧古斯丁的新世界》,上海三聯書店2016年版,第301—313頁。其他有關皮朗的討論散見于一些文章或著作中,如朱明:《亨利·皮朗之后的中世紀城市史研究》,《史林》2017年第4期;劉寅:《傳承與革新:西方學界關于歐洲早期中古史研究的新進展》,《世界歷史》2018年第1期;劉景華:《歐洲中世紀城市新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馬克垚:《西歐封建經濟形態研究》,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版。
  4亨利·皮朗:《穆罕默德和查理曼》,王晉新譯,上海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240頁。
  5G.W.Bowersock,“Introduction”,in G.W.Bowersock and Peter Brown,etc.eds.,Interpreting Late Antiquity:Essays on the Postclassical World,Belknap Press,2001,p.ix.
  6F.L.岡紹夫:《亨利·皮朗與經濟史研究》,載亨利·皮朗:《穆罕默德和查理曼》,第336頁。
  7Bryce Lyon,The Origins of the Middle Ages:Pirenne's Challenge to Gibbon,W.W.Norton & Company,1972,p.302.
  8Bryce Lyon,Henri Pirenne:A Biographical and Intellectual Study,Story-Scientia,1974,p.133.
  9Bryce Lyon,Henri Pirenne:A Biographical and Intellectual Study,p.136.
  10Bryce Lyon and Mary Lyon,eds.,The Birth of Annales History:The Letters of Lucien Febvre and Marc Bloch to Henri Pirenne (1921-1935),Commission royale d'histoire,1991,pp.139-140.
  11Erik Thoen and Eric Vanhaute,“Pirenne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Theory:Influences,Methods and Reception”,Belgisch Tijdschrift Voor Nieuwste Geschiedenis-Revue Belge D'Histoire Contemporaine,Vol.41,No.3 (2011),p.345.
  12Sarah Keymeulen and Jo Tollebeek,Henri Pirenne,Historian:A Life in Pictures,Leuven University Press,2012,p.73.
  13Sarah Keymeulen and Jo Tollebeek,Henri Pirenne,Historian:A Life in Pictures,p.89.
  14Henri Pirenne,“De la méthode comparative en histoire,discours d'ouverture du cinquièm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in G.Des Marze and F.L.Ganshof,Compte-rendu du cinquièm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M.Weissenbruch,1923,p.10.http://www.digistore.bib.ulb.ac.be/2006/a12929_000_f.pdf [2019-06-26]
  15Henri Pirenne,“What Are Historians Trying to Do?” in S.Rice,Methods in Social Science:A Case Book,2nd edi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3,p.444.
  16Henri Pirenne,“De la méthode comparative en histoire,discours d'ouverture du cinquièm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pp.12-13.
  17亨利·皮雷納:《中世紀的城市》,陳國梁譯,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第3、5、149頁。
  18亨利·皮朗:《穆罕默德與查理曼》,第188頁。
  19Richard Hodges and David Whitehouse,Mohammed,Charlemagne and the Origins of Europe:Archaeology and the Pirenne Thesi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p.3.
  20Bryce Lyon,The Origins of the Middle Ages:Pirenne's Challenge to Gibbon,p.84.
  21柯嬌燕:《什么是全球史》,劉文明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81頁。
  22佩里格林·霍登、尼古拉斯·珀塞爾:《墮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呂厚量譯,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54—55頁。
  23Peregrine Horden and Nicholas Purcell,The Corrupting Sea:A Study of Mediterranean History,Blackwell Publishers,2000,p.38.
  24Fernand Braudel,“Personal Testimony”,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44,No.4 (1972),p.451.
  25Paule Braudel,“Les origins intellectuelles de Fernand Braudel:un témoignage,” Annales:Histoire,Sciences Sociales,Vol.47,No.1 (1992),p.241.
  26Paule Braudel,“Les origins intellectuelles de Fernand Braudel:un témoignage”,p.241.
  27Fernand Braudel,“Personal Testimony”,p.452.
  28費爾南·布羅代爾:《第一版序言》,《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第1卷,唐家龍、曾培耿、吳模信等譯,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6—8頁。
  29見布羅代爾夫人所作的中文版序言,費爾南·布羅代爾:《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第1卷,第7頁。
  30費爾南·布羅代爾:《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第1卷,第570頁。
  31Samuel Kinser,“Annalist Paradigm?The Geohistorical Structuralism of Fernand Braudel,”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86,No.1 (Feb.,1981),p.66.
  32費爾南·布羅代爾:《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第1卷,第570頁。
  33費爾南·布羅代爾:《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第1卷,第413—419、457—459、507、561、570頁。
  34有關布羅代爾的《地中海》的歷史比較思想的分析,可以參見賴國棟:《試論布羅代爾的歷史比較思想——以初版〈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與地中海世界〉為討論中心》,《史學集刊》2008年第1期。
  35費爾南·布羅代爾:《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第1卷,第980頁。
  36亨利·皮雷納:《中世紀的城市》,第53—67頁。
  37費爾南·布羅代爾:《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第1卷,第847頁。
  38費爾南·布羅代爾:《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第2卷,吳模信譯,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980—981頁。
  39參見Samuel Kinser,“Annalist Paradigm?The Geohistorical Structuralism of Fernand Braudel”,p.77。
  40費爾南·布羅代爾:《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第2卷,第403、979、981頁。
  41J.H.Elliott,“Mediterranean Mysteries”,New York Review of Books,May 3,1973,p.25.
  42夏繼果:《地中海史研究:從布羅代爾到阿布拉菲亞》,北京市社會科學聯合會、北京師范大學組編:《中國夢:教育變革與人的素質提升》上冊,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40—148頁。
  43John Marino,“Braudel's Mediterranean and Italy”,California Italian Studies,No.1 (2010),p.3
  44例如Cemal Kafadar,Between Two Worlds: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ttoman Stat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Molly Greene,A Shared World:Christians and Muslims in the Early Modern Mediterranea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45John Watkins,“The New Mediterranean Studies:An Institutional and Intellectual Challenge”,Mediterranean Studies,Vol.22,No.1 (2014),p.89.
  46Sebastian Schmidt-Hofner,“Regionaliz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Late Antiquity”,Journal of Late Antiquity,Vol.4,No.1 (2011),p.163.
  47向榮:《西方學者對“皮朗命題”的驗證與再討論》,《光明日報》2016年12月10日。
  48佩里格林·霍登與尼古拉斯·珀塞爾將地中海史研究區分為兩種類型:“在地中海的歷史”(history in the Mediterranean)和“屬于地中海的歷史”(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見Peregrine Horden and Nicholas Purcell,The Corrupting Sea:A Study of Mediterranean History,p.2。相關概念的介紹參見夏繼果:《“在地中海”與“屬于地中海”:兩種不同的治史路徑》,《光明日報》2019年 2月25日;《“新海洋史”悄然興起》,《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7月20日。
  49大衛·阿布拉菲亞:《作為全球史的地中海史》,《全球史評論》第9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9頁。
  50大衛·阿布拉菲亞:《偉大的海:地中海人類史》下冊,徐家玲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331—355頁。
  51Chris Wickham,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400-800,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4.
  52Chris Wickham,“Historical Transitions:A Comparative Approach”,The Medieval History Journal,Vol.13,No.1 (2010),pp.2-5.
  53Chris Wickham,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400-800,p.13.
  54佩里格林·霍登、尼古拉斯·珀塞爾:《墮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第43—56頁。
  55佩里格林·霍登、尼古拉斯·珀塞爾:《墮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第47頁。
  56佩里格林·霍登、尼古拉斯·珀塞爾:《墮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第56、60頁。
  57參見夏繼果:《探索區域史研究的新路徑——霍登和珀塞爾的地中海史研究》,《光明日報》2018年6月4日。
  58佩里格林·霍登、尼古拉斯·珀塞爾:《墮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第218頁。
  59佩里格林·霍登、尼古拉斯·珀塞爾:《墮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第47頁。
  60Eric R.Dursteler,“On Bazaars and Battlefields:Recent Scholarship on Mediterranean Cultural Contacts,” 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Vol.15,No.5 (2011),p.434.

    武海燕.亨利·皮朗的史學思想與地中海史研究[J].史學理論研究,2020(01):105-116+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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