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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時期英國對舟山的重視探析

時間:2020-03-13 來源: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 作者:王文洪 本文字數:10480字

  摘    要: 在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中, 舟山是英國想奪取的主要對象。在第一次占領舟山后陷入困境, 英國軍隊才不得不退出舟山而強占香港。英軍第二次攻占舟山后, 英國宣布香港和舟山為自由貿易港。在簽署《南京條約》之后, 英國又有了用占領的香港換回舟山的想法。最終, 英國在名義上將舟山交還中國, 實質上仍置于其保護之下。

  關鍵詞: 鴉片戰爭; 英國; 舟山; 香港;

  Abstract: In the first Sino-Britain Opium War, Zhoushan was the object that Britain wanted to seize. After its first occupation of Zhoushan, the British army was forced to withdraw from Zhoushan because of the trouble they met, so they moved to Hong Kong. After its second occupation of Zhoushan, Britain announced that Hong Kong and Zhoushan were free trade ports. After signing the "Treaty of Nanjing", Britain wanted to exchange the occupied Hong Kong for Zhoushan. In the end, Zhoushan was returned to China only in name, and it was actually still controlled by Britain.

  Keyword: Opium War; Britain; Zhoushan; Hong Kong;

  英國通過鴉片戰爭占領香港, 使香港成為英國在遠東地區的殖民地, 這是眾所周知的。不過, 在鴉片戰爭時期, 英國更為關注東南沿海、長江流域以及廣大的北方地區, 曾經第一個要侵占的中國島嶼就是舟山, 英國在較長時期內都沒有將香港看成是最理想的占領目的地。19世紀40年代, 舟山不僅成為英國發動對華鴉片戰爭最主要的攻擊目標;戰后, 又長期被英軍占領, 成為中英兩國外交的癥結。英國之所以奪取了香港, 其中間過程發生了多個變化, 才形成了這個結果。這表明了英國對舟山的認知發生了重要變化, 也表明了英國對舟山的政策做出了很大的調整。

  一、英國將舟山作為進攻的首要目標

  1830年之后, 中英關系變得越來越僵化, 舟山群島成為英國政府想武力占有的對象。47名英籍販賣鴉片的商人在1830年12月共同向本國議會上書, 提出“采用同英國相符的決議, 占領中國沿海一個島嶼, 確保英國對中國展開的貿易得到保護”。[1]178他們的集體上書得到了英國政府的認可, 盡管英國政府打算在中國領土上掠奪一個島嶼, 但是卻沒有確定侵占目標, 他們在臺灣、香港、舟山、廈門、福州這幾個地區中猶豫不決。

  巴羅 (John Barrow) 是當時英國的海軍部次長, 他認為, 從面積上說, 臺灣的面積過大, 在長期占有上英國的兵力不夠。[2]他的意見得到了英國鴉片貿易商人的贊同, 由于他們常常在華活動, 很熟悉中國的情況, 查頓 (William Jardine) 是這批人員的代表。他認為如果想要長期占有臺灣, 就首先要得到島上原有居民的支持, 這難度非常大。1839年10月, 查頓提出一個方案, 占領香港, 因為香港從面積上來說不如臺灣大, 有廣闊的海灣停泊, 并且易攻易守, 水源充足。[2]39查頓的建議并沒有受到政府的重視, 他們不屑于這個偏遠荒僻的小島嶼。當時英國政府中的很多重要人物, 不僅對香港, 而且對廣州也是不屑一顧的。1840年3月18日, 曼徹斯特商會主席莫克維卡 (John Macvicar) 致函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 (Palmerston) , 認為廣州不是一個進行談判的好地方, 這不但是由于廣州同清朝皇宮距離較遠, 而且廣州地方政府會采取各種措施阻撓和抵抗中英談判, 更嚴重時會欺騙他們。他指出, 如果讓他選擇, 他會選擇福州、舟山和廈門。巴麥尊也覺得廈門是比較好的選擇目標, 但是當時的英國殖民地印度總督奧克蘭 (Auckland) 卻認為廈門、福州等離中國的首都太遠, 位置有些靠南, 沒有足夠的威懾力。[3]480

  在選擇中, 舟山的地位與優勢日漸突出。曾任廣州英國商館負責人的厄姆斯頓 (J.B.Urmston) 、傳教士郭士立 (Gützlaff) 等人強烈建議英國當局占領舟山。[4]英國駐華海軍上校、商務監督義律 (Charles Elliot) 在1837年11月9日, 采取備忘錄的方式把“英國派發武裝隊伍‘并非在廣州, 而是在舟山以及以北的地方創建根據地’”的這一建議提交給巴麥尊。[3]480義律在1839年4月3日寫信給海軍少將梅特蘭 (F.L.Maitland) , 稱“舟山群島良港眾多, 靠近也許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區, 當然還擁有一條最宏偉的河流和最廣闊的內陸航行網”, 其腹地江浙是當時中國最重要的出口商品絲茶的主產區。如果把舟山辟為自由港, 它將成為“大不列顛的商業中心”, 該中心不但面對中國, 而且面對日本, “所以舟山不久便會成為亞洲最重要的貿易場所, 也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商業基地之一”。[5]
 

鴉片戰爭時期英國對舟山的重視探析
 

  英國各方勢力廣泛認可義律提出的意見。并且奧克蘭在戰略和政治上補充義律的建議, 他認為, 英國要想向當時的清朝政府施加一定的壓力, 就要首先占領舟山, “這樣可以更好地獲得大海和大運河間的交運控制權, 并且政治影響力會大幅提升”。[3]480巴麥尊指出, 英國在選擇占領地的時候, 要充分考慮到既能做到確保安全停泊船只, 還能抵御中華帝國的攻打, 同時還可以依據形勢的需要長期占領, 舟山群島中的某個島可以符合上述條件。作為坐落在北京和廣州中段的舟山群島, 不但可以滿足水路交通的要求, 還可以為遠征軍建立一個防守有效的據點。[3]470

  1839年10月18日, 巴麥尊從英國外交部發出一封密函給義律, 向他下達了“即可領兵攻占舟山群島某個島”的命令, 使該島變成英國侵略中國的行動根據地和供應中心, 并在未來當作英國的商務安全基地。巴麥尊還尤為強調, 要以占有舟山要挾清政府答應英國政府所提出的各種條件:“撤出舟山具有可能性的條件為:在舟山島嶼中, 許諾把某種類似澳門的居留地給英國, 并用條約的形式保證所有英國人可在中國東部沿海的全部港口或某一類重要港口做生意。”[2]44

  巴麥尊在1840年2月20日寫給作為英國政府全權代表的懿律和義律的一封函件中, 除了詳細列明軍事行動的細節, 包括要封鎖廣州、占領舟山等, 另外還附有寫給中國官員的一封公函。在公函中, 他更直接明確提出要中國將沿海一個或多個海島給予英國, 讓英國人可以居住及自由貿易, 免受不合理的對待和索取。他指出, 雖然自己不太熟悉中國的情況, 但英國政府傾向于永久割讓舟山的一個海島。但是與此同時, 巴麥尊在割讓島嶼的問題上又提出另一項選擇, 就是如果中國愿意開放新的通商口岸, 那便可以撤除割讓海島的要求。“如果中國政府不愿意將舟山的主權割讓給英國, 而是愿意以條約的方式保證英國國民能夠在中國領土上進行自由商業活動, 并且保證英國人的安全, 英國政府可以同意這一方案, 并且在這一方案長期有效的前提下, 英國可以做到永不侵占中國沿海島嶼。”[6]

  1840年2月底, 英國政府開始對中國沿海發動武裝攻擊, 首先是將珠江口封鎖了, 之后以主力攻打并占領了舟山, 將舟山變成軍事大本營, 最后向天津白河口進行了攻擊。1840年7月6日, 英軍經過數小時的激戰攻占了舟山。倫敦《泰晤士報》高興地報道:“英國國旗第一次在中華帝國的一部分土地上飄揚, 舟山于7月5日星期天落入英國人手中, 英國政府在遠東又增加了一塊殖民地。”[7]至此, 舟山成為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中英雙方爭奪最重要的地區之一, 戰后, 又一度成為中英兩國外交的癥結。

  二、英軍撤出舟山占據香港的緣由

  1841年1月7日, 英軍突然向廣東沙角進攻, 在沙角得手后以香港的碼頭和海岸調換為條件, 答應從定海撤軍。琦善擅自作主, 以英軍歸還舟山為條件作出重大讓步。20日, 義律單方面公布了所謂的《穿鼻草約》 (實際上, 琦善并未在草約上簽字, 清政府也沒有批準這個條約) , 答應以賠償煙價600萬兩, 割讓香港, 開放廣州等為條件, 英軍撤出定海。1月26日, 義律派兵強行占領了香港。2月25日, 英軍撤離舟山。英國政府何以將占領的目標轉向了與廣州相鄰的香港, 其原因是復雜的, 多方面的。

  (一) 傳染病給英軍繼續占領舟山造成了巨大的麻煩

  “英軍放棄舟山, 對于軍隊健康方面的考慮恐怕是比較重要的原因。中國當地病原微生物和印度霍亂菌是戰爭中英軍遭受沉重打擊的原因, 疾病就像無形的大手, 對整個戰爭過程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8]1840年下半年, 在定海的英軍中開始流行嚴重的病疫。“在一支不超過4000人的軍隊里, 兵員住醫院療病就有5329人次;死亡有448人。”[6]301

  侵華英軍士官賓漢 (J.E.Bingham) 在《英軍在華作戰記》中也寫道:“蘇格蘭來福槍聯隊完全消瘦到皮包骨頭, ……無疑, 這種現象當歸根于缺乏新鮮而有益的食物, 以致士兵的體質容易感染這里所流行的瘧疾和發熱癥, 因為我們發現軍官中間病情較輕, 而他們的食物是比較豐富的。”[9]從1840年7月13日至12月31日, 就死亡的人數說, 英軍在舟山病死的人數是其兩年多戰爭中戰死人數的5倍, 以1841年1月舟山駐軍數量1762人的話, 那么平均每人住院3次以上。與此同時, 舟山民眾在英軍占領期間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 他們在水源下毒, 拒絕提供新鮮食物, 還有鄉民組織襲擾英軍, 這些都讓駐守在定海的英國軍隊膽戰心驚。

  (二) 清政府對于割讓舟山的堅決反對

  1840年8月30日, 琦善在與義律的談判中強調“皇上不可能割讓一個島嶼”給英國。在談判最初階段只同意賠償煙價500萬元, 分十年償清, 拒絕其他要求, 他表示如果英方繼續占領舟山, 則雙方沒有和平的商業交往可言。12月11日, 琦善的照會針對定海問題特別指出:“定海土地面積有限, 人民貧窮, ……但是只要貴國繼續占有那個地方, 便不能有恭順之稱, 而且不可能奏請皇上恢復通商。對貴國來說, 占領該地有什么好處或利益?”[10]801

  清政府甚至還沒能弄清楚英國發動鴉片戰爭出于何種目的, 但對于其領土的要求仍是予以拒絕, 并以中斷雙方貿易為要挾。12月15日, 琦善同意在500萬元的基礎上再增加100萬元, 但堅持“割讓領土是天朝迄今從來未有之事——這一情況是無論如何行不通的”。他進而提出“可以代為請求再增加開放一個口岸, 并釋放在舟山被俘的英人, 以此交換定海”。隨后, 義律與琦善之間的照會糾纏于增開商埠的問題上, 并都以歸還舟山與否作為必要條件。可以說, 清政府在舟山問題上的堅持迫使義律退而求其次, 將談判要點轉移至增加開放除廣州以外的北方口岸。

  (三) 割讓島嶼并非英國的唯一目標, 爭取開放貿易才是最終目標

  1840年2月20日, 在巴麥尊的最終訓令中, 他提出如果中國政府允許英國建立商館并為雙方貿易做出永久安排而不愿意割讓島嶼的話, 那么在草擬的同中國訂立條約中關于割讓島嶼一條可以忽略, 而作為彌補相應增加五條關于商務方面的條款, 其內容不外保護英商在口岸的自由商業活動, 核準關稅, 等等。而被占領地最大的作用則在于此, 即如果雙方達成有關協議, 那么在臨時條約中以“女王陛下的軍隊將繼續占有舟山群島或可能已被占領的其他地方, 以示威脅, 直到中國政府完全履行其一切條款為止”。[11]51也就是說, 以舟山作為監督中國履行條約的一個“質押”。

  8月30日, 義律與琦善在天津大沽舉行了第一次會談, 在會談中, 琦善堅決反對將舟山的主權割讓給英國, 在這一背景下, 義律只提出了將舟山作為來華英軍的臨時基地。“占領舟山是為部隊行動方便和需要, 這是因中國官員的暴行而引起的”, 而且“英國女王經常占領別國的領土或者島嶼, 也常常歸還。如果中國政府能夠作一些讓步, 歸還舟山也不是做不到的”。[11]這無疑是對永久占領舟山立場的重要修正, 而且雙方討論的焦點并不在領土, 領土 (舟山) 在義律的表述中并沒有被強調為必要條件。

  (四) 英國政府賦予其中國遠征軍司令的自由權限

  戰爭前夕, 設定第一目標為占據舟山在英政府中保持統一口徑, 不過, 在占據之后如何處置沒有達到一致意見。巴麥尊在1839年10月18日命令義律攻占舟山, 在戰時作為軍用, “且未來還能作為英國商務的穩固根據地”, 確切表明“想要永久盤踞”的野心。之前, 大不列顛內閣也專門召開了預測在華局勢的會議, 巴麥尊并非只是代表自己的建議。不過幾天之后, 巴麥尊改變了自己的說法, 在1839年11月14日巴麥尊發出“只要‘清政府可以圓滿解決所有的事情’, 就可以從舟山撤兵, 這意味著舟山成為勒索清政府的籌碼”。另外, 巴麥尊還提出把舟山變為與澳門相似租借地的設想。[10]525

  奧克蘭強烈反對巴麥尊的這一設想, 并指出創建近似于澳門的受中國政府約束的“混合政府”, 會把我們想要在這塊殖民地上想獲得的所有利益毀壞, 他還提出, 應當把舟山創建為在中國獨立出來的一個大不列顛殖民地。[3]483因此得知, 英國政府提出了租借地、殖民地、臨時占領地這三種方針來處置舟山。英政府又在1840年2月份, 把對中國全部島嶼實行占據、強迫割讓、撤軍的否決權賦予英國駐中國代表。根據該規定, 義律等英國駐華代表一方面能夠享受到在華行動的自有決定權, 另外又陷入各執一詞的境地。故此, 義律在取香港舍舟山上占舉足輕重的地位。

  三、英國宣布舟山和香港為自由貿易港

  當得知義律自作主張放棄舟山之后, 英國朝野興起一片反對浪潮, 認為《穿鼻草約》中英國所獲太少。奧克蘭在1841年2月中旬得到消息后, 就不滿意義律采取的舉措。4月份, 消息到達英國后引發了較大的反響, 4月12日, 倫敦39家公司和利物浦50家企業的商人分別聯名上書巴麥尊, 認為從《穿鼻草約》中“看不見實現了女王陛下政府在去年派遣龐大軍隊前往中國公開宣布企圖達到的任何一項重大的目的”, [12]倡議英國政府對中國事態采取干預措施。英國外交部在20日, 把義律執行政府規定目標情況遞交給英政府, 在遞交的文書中占篇幅最大的就是與舟山相關的內容, 最后下的結論是義律沒有完成使命。最讓英政府感到惱怒的是義律竟然為了一個毫無人煙的小島香港而舍棄了舟山島, 況且, 當下香港地位也很不確定。既然允許清政府在島上收稅, 那就不是英國的殖民地。4月21日, 巴麥尊急不可待地寫了一封私信傳給義律, 并告知義律, 英當局在處理中國事務上的最終決定。巴麥尊在信上嚴厲斥責了義律把命令當廢紙的行為, 責備他沒有充分利用手中的武裝力量去實現全部目的。尤其對義律同意交還舟山感到憤怒。他說, 我國有著全球無人能敵的海軍, 一個小小的舟山, 我們想留存多久沒有人敢阻攔。巴麥尊表示沒有占領香港的意愿。他指出這個坐落在東南沿海的島嶼是在中國發展貿易的最佳區域, 在貿易上香港沒有一點價值, 即便在華南地區展開貿易, 也只能是廣州, 與香港沒有干系。另外, 香港與中國經濟、政治中心相距甚遠, 香港只有在貿易淡季時為英國商人提供房屋居住的價值。鑒于義律拒不執行政府的訓令, 巴麥尊在信末宣布, 他不能將重任托付給義律這樣的人, 義律將被撤銷他在中國擔任的一切職務。[13]隨后, 巴麥尊召集內閣會議, 做出停止廣東談判、擴大侵略戰爭的決議, 改派璞鼎查 (Henry Pottinger) 取代義律, 出任駐華全權使臣兼商務監督, 負責擴大侵華戰爭以掠奪更多的利益。

  之后有消息證明, 香港并非是一文不值的荒島。罷免了義律之后, 英商馬地臣 (James Matheson) 等人擔心香港被英國政府拋棄, 加強“香港是無可取代的貿易區”的宣傳, 即“僅在香港等地區英國人才會被中國人熟知, 在舟山或者其他地區, 中國人見到英國人通常會就跑掉”。[1]194奧克蘭雖然對于撤離舟山并不認可, 但并沒有舍棄香港的意愿, 指出香港“擁有合適停船的港口, 氣候適宜、軍事價值較強, 對英而言保留香港有不可或缺的意義。”。[14]在各方的說服下, 英國內部的情緒已不像以往那樣強烈。1841年5月31日, 巴麥尊在給璞鼎查的指示中說, 香港島不必放棄, 該島在許多方面具備有利條件, 可以成為英國對華貿易的一個據點。這就改變了英國原先對香港的策略。不過, 巴麥尊依然堅持, 香港比不上舟山重要, 抵達中國的璞鼎查, “首要軍事行動是重新占領舟山”, 并且在舟山駐軍, 同清政府展開談判。他對璞鼎查說:“我們不能認為占領香港比在中國東海岸占領一個島嶼和取得一些大城市的居住權更為重要。”[6]794璞鼎查在8月10日到達澳門, 22日領軍北上, 10月1日舟山再次被英軍占領。

  恰逢此時, 英國國內政局產生極大的變動。阿伯丁在1841年9月份接替巴麥尊出任英國外交大臣, 就對華政策作了一些調整。他給璞鼎查的信函中強調, 英國的利益在于擴展貿易和獲得與此相關的權益, 而不在于割取中國領土;暫時占領一些島嶼, 比如舟山和香港, 作為對華戰爭的軍事基地是必要的, 但是他不贊成永久占領, 因為這將大量增加英國政府的開支, 而且會加深中國政府的怨恨, 不利于對華貿易的發展。1842年1月, 英外交部向璞鼎查正式下達命令:停止建設香港地區的所有非軍事建筑物;把舟山當作要挾清政府的砝碼, 迫使清政府對英方做出最大的讓步, 同意不平等條約。英國政府似乎想放棄在華奪取占領地的政策。

  對于舟山, 璞鼎查基本按令行事。而對香港, 璞鼎查卻未按英國政府的旨意行事, 港島的民用建設未予停止, 反而大規模展開。璞鼎查在1842年2月16日明目張膽的宣布:把定海和香港設為自貿港, 不收取所有國家的一切船只的港口稅、關稅以及其余捐稅。“照得粵之香港, 浙之定海等處, 地屬海港, 為洋船來往之區, 應準各船在彼任便貿易。緣此示仰諸人知悉, 任何國船只, 均能進入港口貿易。迨奉君主降命之先, 所有船鈔貨稅, 及一律規費等項, 不管哪國船只, 均不用繳納。”[3]535

  1842年8月, 根據英國新內閣出臺的方針, 在中英談判《南京條約》時, 英國向中國政府提出了巨款賠償, 要中方將廈門的鼓浪嶼、舟山、鎮海的招寶山這幾處被英國占領的地區作為抵押。中國政府認為, 兩國既然已經停戰簽約, 就要以信任為基礎, 不能進行擔保, 如果擔保說明兩方還不夠信任, 這會影響到雙方今后的有利合作。英方則認為, 賠款也如同還債一樣, 不管是否相互信任, 都要立下字據并且交付抵押物, 這樣才算合適, 兩國之間的商定更不在話下。在中國努力爭取下, 英國愿意將招寶山減掉, 不過拒絕中國要求的“舟山只與開埠聯系, 不與賠款聯系, 等開放五口以后, 就交還舟山”的建議。《南京條約》簽訂時, 第十二款規定, 舟山交還日期定為1846年1月, 截至那時, 清政府要付清賠款, 并開放五口。“只有定海縣的舟山海島, 廈門廳的鼓浪嶼小島, 依然歸英軍暫時駐扎;等到雙方討論的洋銀 (即中方賠償給英國的2100萬兩銀子) 全部付清, 而之前商定的各個口岸都已開放, 以及英人通商后, 就退出駐守兩處的士兵, 不再占領。”而《南京條約》第三款則完成了對香港島的法權割讓。“因英國商船, 遠路涉洋, 往往有損壞須修補者, 自應給予沿海一處, 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準將香港一島, 給予英國君主暨嗣后世襲主位者, 常遠主掌, 任便立法治理。”[15]

  四、舟山成為英國的一塊“保護地”

  中英兩方在1843年年中, 進行《南京條約》文本的互換, 英國內部在對香港和舟山的意見上又有了分歧。隨著戰事的結束, 軍隊的撤離, 五口的開放, 香港經濟開始慢慢衰落, 其前途變得風雨飄搖。與舟山相比, 香港有著很大的差距, 舟山這塊地方地處香港的北部, 物產豐富, 人力資源豐足, 很有發展前景, 遠遠強過當時的香港, 因此, 舟山受到了更多英國人士的歡迎。前特派委員會主席、日后當上東印度公司董事會主席的厄姆斯頓爵士, 依然力主占領舟山, 抱怨香港“已經被稱贊和吹捧到了極其不可思議的程度……從貿易角度看, 在目前的狀況和條件下, 這個島嶼不但對我們毫無用處, 也很難設想或指望它有朝一日能變成一個商業中心”。[16]

  依照條約, 中國政府在1845年8月將廈門、廣州、上海、寧波、福州這五個通商口岸開放, 并把2100萬兩銀子全部付給英國, 英國再也沒有理由繼續在舟山駐守。而這時, 少數英國人卻又有覬覦舟山可能帶來的巨大商業收益、豐富特產資源、獨特地理位置的苗頭, 當時最為強烈的是任香港財政局局長的蒙哥馬利·馬丁 (R.M.Martin) , 他始終主張放棄香港而占據舟山。1845年秋卸任后, 他曾專程從香港經印度赴英國, 沿途游說, “他此行的目的是勸說陛下政府將香港還給中國, 代之以舟山。現在發現舟山在商業方面要合適得多, 更有利于健康, 而且毫無疑問更富饒。香港只是一片貧瘠的巖石, 而舟山則相反, 所產稻米能夠養活很多人口”。[17]303一時間, 在英國本地、印度、居住在中國和香港的英國人中對香港換舟山這一提議展開熱議。

  《印度之友》是一份印度報紙, 1845年9月18日這份報紙上發表了關于舟山的專論。作者分析了把舟山建成殖民地的有利條件, 不但具有優越的氣候, 廣闊的港口, 從地理位置上說, 舟山靠近了物產豐富、人口密集的江南水鄉。專論預言稱, 在短期內舟山會一躍成為世界級的商業中心, 如果英國能占有舟山, 就可以制止中國政府的仇外行為, 英國能夠很好地提升他的綜合國力, 從而使自身在列強中處在最強勢地位。支持《印度之友》觀點的報刊有《中國之友》《香港公報》和《孟買信使報》等。輿論工具的渲染造成了這樣的聲勢:無論采用何種手段, 如果必要的話, 以香港相交換, 已成為當時英國內閣一個最為亟需處理的問題。《香港公報》指出:“舟山之重要程度以及其之于一個著名商業、海軍國家的價值絕對不能視若無睹。” (Chinese Repository, 1845年, 14卷12期) 上述報刊一致認為, 即便將已投入巨額資金的香港放棄也很劃算, 號召盡所有努力, 奪回舟山。

  不過, 也有少數英國人指出, 人們夸大了舟山的商業收益、氣候等條件。即使只從商業角度著眼, 上海的開埠使舟山的貿易地位大為降低, 舟山作為轉口港的價值亦逐漸消退;如設立為軍事基地, 費用會遠遠“超出議會有意向付給的有關費用”;更何況, 清政府并無破壞兩國簽訂條約的意向, 故此英方在考慮舟山以及整個中國的問題時應當站在更高的角度上去審視。[17]他們指出, 如果違反條約拒絕將舟山交出, 勢必要付出巨大的代價, 這必將會引發清政府的反抗, 使以后英國在國際上的發展受到影響, 甚至會引起國際負面影響, 美國、法國這些實力雄厚的國家或許也會強烈反對英國。所以, 英國政府在這種考慮之下, 就嚴守條約, 重視信譽與名譽。

  這時, 英國進行了擔保方案的調整, 提出在償還全部賠款前就可以把鼓浪嶼還給清政府。英方之所以做出這樣的決定, 因為要駐守鼓浪嶼, 需要派兵駐扎, 費用不菲, 有舟山擔保就可以了。這種作法出乎清政府的意料, 他們認為英國政府在用欲擒故縱的方法, 以鼓浪嶼為誘餌, 引導清政府破壞條約, 為自己可以強占舟山奠定基礎。后來的事實表明, 清政府的這樣考慮是很有必要的。1845年10月, 中方派人與英方談判舟山的交還問題, 英方以離交還時間還有兩個月為借口拒絕交還。中方辯駁, 即使英國要馬上交還, 中國也要派人進行接收, 其交接手續也要一段時間完成。英國政府在沒有理由的情況下才同意開談。

  根據條約上規定的期限, 1846年1月22日, 中國提前4天支付完所有的賠款, 英國卻堅決不撤離舟山, 兩國總共經過了40多次的交涉。英國除了使舟山和賠款聯系在一起, 又旁生枝節。一是在善后問題上, 英方要求中方派出的接收官員要對英國人的墓地進行保護, 對與英國有往來的中國人不得進行懲罰, 繼續保持中英的商業活動。二是不得割讓舟山給第三國, 英國害怕其他國家尤其是法國想得到舟山的主權, 因此警告中方不得將舟山轉讓給其他國家, 如果其他國家侵占舟山, 英國將作為中國的同盟進行抵御。三是關于廣州入城, 是這次交涉中最費周折的問題。英方堅決要求將入城問題與交還舟山問題一起來談, 如果英國人沒有進入廣州, 就拒絕交還舟山。很明顯, 英國覺得自身發展和利益與舟山有重要干系, 把舟山規劃到自己保護區之內。

  1846年4月29日, 英國代表戴維斯 (J.F.Davis) 在虎門同清政府代表耆英會見, 中英簽署了《虎門寨特約》 (又被叫做《英軍退還舟山條約》) 。戴維斯代表英國擬定的《虎門寨特約》有五條條約, 其中第三條:“英國在舟山撤軍后, 清朝永遠不能把舟山等島嶼割讓給其他國家”;第四條:“如果舟山等島嶼遭受其他國家侵略時, 英國應當保護其無恙……”。[18]英軍終于在7月23日, 即違約6個月后, 把全部軍隊撤出舟山, 英國在舟山與香港之間的選擇最后定局。

  在這里, 英國為了維護自己在華的既得利益, 利用該條約, 把舟山放在保護地的位置上, 即在名義上將舟山交還中國, 實質上仍置于其保護之下。

  五、結語

  鴉片戰爭期間, 舟山對中英兩國都不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地方。在戰爭爆發前夕, 英國政府選擇舟山作為進攻的首要目標, 其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是在舟山建立軍事基地, 對北京的清政府造成威脅;二是在舟山建立大不列顛商業中心, 控制中國的經濟心臟——長江流域。戰爭爆發后, 英軍兩度攻占舟山, 在被占長達5年半的時間里, 舟山實際上成了自由貿易港。1846年7月英軍撤出舟山及以后的日子里, 舟山又成為英國政府在中國乃至遠東的一塊“保護地”。舟山的收回是以香港為代價的, 英國人之所以退出舟山, 不僅是因為手中有了一個可以替代的香港, 而且是在當時情況下英國策略適時而變的調整, 是一種退而求其次的無奈之舉。

  近代被譽為“海上之王”的英國, 依靠自身制海權的優勢, 持續向東方擴張的進程中不斷搶占戰略意義重大的別國半島和島嶼, 把這些地區劃作為軍事基地和通商據點, 有“半島和海島收藏家”的稱號。作為海洋民族, 英國人是用海洋思維從全球眼光來認知舟山, 他們眼中的舟山是遠東地區最佳的自由港選址, 是東西方兩個世界碰撞、兩種文明沖突的前沿島嶼。英國試圖長期占領的首要目標就是舟山, 雖然戰爭結果沒有使英國得償所愿, 但它昭示世人, 舟山的區位優勢和港口資源優勢是何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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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洪.鴉片戰爭期間英國對舟山的認知和政策轉變[J].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7,30(02):5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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