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鯉魚的養殖歷史、價值及文化意愿

時間:2020-03-12 來源:農業考古 作者:高莉莉,惠富平 本文字數:11612字

  摘    要: 鯉魚是我國養殖歷史最悠久的淡水魚之一,殷商時開始池塘養鯉,至唐一直是池塘養殖的主角,唐之后地位被四大家魚所取代,養殖地位不如以前。幾千年來鯉魚的應用價值被發揮到最大化,從烹制美味佳肴,到制成滋補藥品,演變為賞玩之物。在養殖與利用過程中,鯉魚的文化內涵不斷豐富,從原始社會起就被視為吉祥如意、飛黃騰達的象征,唐時代表著權力與地位,與典章制度掛鉤,后在文學作品中用以寄托相思,將鯉魚同親情、愛情、友情聯系在一起。

  關鍵詞: 鯉魚; 養殖歷史; 利用歷史; 文化意蘊;

  Abstract: The carp is the oldest freshwater fish in China. Since the Shang Dynasty, it had been cultivated in ponds as the main fish of ponds. Till the Tang Dynasty, it was replaced by four major fishes and the prospects were not as good as before.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carps has been maximized, ranging from delicious food, tonic drugs to visual enjoyment. In the process of cultivation and utilization,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carps has been continuously enriched. Since the primitive society, the carp has been regarded as a symbol of good luck and prosperity. In the Tang Dynasty,it represented power and status, linked with laws and institutions, and later it was used in literary works to express lovesickness, standing for kinship, love and friendship.

  Keyword: carp; breeding history; utilization history; cultural implication;

  鯉魚,學名Cyprinus carpio,中文名有鯉拐子、鯉子、毛子等,原產中國,環境適應性強,南北皆有分布。因具有非常好的食療效果,它的食用價值一直被人們所關注,《詩經·小雅·六月》記載:“飲御諸友,炰鱉膾鯉。”[1](P360)說明鯉魚至遲在先秦時期就被人們當成席上佳肴。查閱資料會發現,有關鯉魚的專著與文獻大多集中于它的文化內涵、現代養殖技術與營養成分,探討古代鯉魚養殖歷史與利用價值的研究成果甚是少見。因此,本文在大量收集史料的基礎上,探究鯉魚在古代的養殖與發展利用史,以便人們在深入了解鯉魚歷史的基礎上,更好地利用鯉魚,崇尚鯉魚文化。

  一、鯉魚的養殖歷史

  鯉魚生長快,繁衍能力強,分布廣泛,不論是在江河湖泊,還是水庫池沼都可存活。頑強的生命力使它成為世界上養殖歷史最悠久的魚類之一,也成為我國養殖最早、最廣泛的魚種。古代鯉魚養殖最早的文獻記載應是《詩經·大雅·靈臺》中的“王在靈沼,於牣魚躍”[1](P495)。意為周文王曾鑿池養魚,根據池中所養的魚產粘草性卵,可于靜水自行產卵繁殖等習性,推測該詩中所說的是鯉魚。據此可估計至遲到公元前12世紀的殷商時代人們已開啟池塘養殖鯉魚的歷史。自此,我國逐漸形成一項以鯉為養殖對象的池塘養魚業。養鯉業歷經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隋朝,直至唐代受到阻礙,鯉魚專養的局面被打破,草、青、鰱、鳙四大家魚的養殖興起,因而唐以前的池塘養魚業基本可等同于池塘養鯉業。

  鯉魚養殖的發展史上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應是戰國時期越國大夫范蠡對池塘養鯉的推崇,范蠡在其所著的《養魚經》中詳細總結了當時養殖鯉魚的經驗,涉及魚種的選擇、雄雌鯉魚的搭配比例、魚池的建造、帶來的利益等各方面。建造魚池要注意“以六畝地為池”,“池中九洲八谷,谷上立水二尺。又谷中立水六尺”[2](P460),開鑿出6畝地大小的魚池,池中挖出一些土墩和溝谷,土墩離水面30厘米,溝底離水面深約1米,魚兒像在大自然中一樣遨游,不會相互殘食,又容易生長。選擇長約3尺的懷子雌鯉魚20頭以及長約3尺的雄鯉魚4頭,在二月上庚日這一天保持池塘無水聲,營造安靜的環境讓魚兒正常交配生產。為保證鯉魚的繁衍數量與健康生長,會在“四月內一神守,六月內二神守,八月內3神守”[2](P460),即在八個月內放三只鱉到池塘中,蘊含魚鱉混養的好處。第二年就可收獲鯉魚“長一尺者一萬五千枚,三尺者四萬五千枚,二尺者萬枚”[2](P460)。1條魚價值50錢,總共可得125萬錢。第三年可得525萬錢,第四年的價值則不可估量。養鯉經濟效益的“不可勝計”,對養鯉業的發展起到促進作用。

  秦漢時期養鯉業不斷得到擴大與改進,至漢代養魚業已非常繁榮,上至皇親貴族利用苑圃池沼養鯉,下至民間百姓利用陂塘養鯉。《西京雜記》曰:“昆明池中后作豫章大船,可載萬人,上起宮室,因欲游戲,養魚以給諸陵祭祀,余付長安尉。”[3](卷一P3)講的是漢武帝曾在昆明池養魚的事。《三輔黃圖》對昆明池的注解為:“北苑有昆明池,周匝四十里。”[4](卷四P22)昆明池占地方圓40里,魚池的面積之大、產量之高可以想見。又《史記·貨殖列傳》載:“水居千石魚陂。”[5](P341)魚塘年產魚1000石的人,收入可與千戶侯相等,這些大面積養殖鯉魚的文獻資料,說明漢代已發展出具有一定規模的生產性的養鯉業。
 

鯉魚的養殖歷史、價值及文化意愿
 

  漢代民間自給自足的私人養鯉也在發展。《玉壺冰》載,漢侍中習郁在峴山南,根據范蠡所描述的養魚法建造池塘,養殖鯉魚,并在魚池旁種植竹子、長楸、芙蓉等水生生物用以美化魚池環境。漢代人養魚不僅關注魚的產量,還注重維持魚池整體的生態系統,實用與美觀并重。

  東漢至魏晉南北朝時期,我國勞動人民已普遍利用稻田養殖鯉魚。20世紀60、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陜西省發現的幾個古墓中都存有稻田養魚的遺跡。1964年在漢中縣市郊發掘出一片東漢時期的墓群,出土了一套陶陂池和陂池稻田的模型,池內塑有鯉、鱉、青蛙等生物。1978年又在勉縣老道寺五里村發掘的4座東漢墓中出土兩個紅陶水田模型:一個是正方形的冬水田,另一個為塘庫農田。兩個模型中都塑有青蛙、螺獅、鯉魚等。魏晉時假托曹操所著的《魏武四時食制》載:“郫縣子魚,黃鱗赤尾,出稻田,可以為醬。”[6](卷九三六P3069)“黃鱗赤尾”應是鯉魚,郫縣為成都的下轄縣,四川多稻田,稻田常年積水,非常適合稻田養魚。

  古代專養鯉魚局面延續到唐代被打破,唐代養鯉業受到沖擊。唐王朝因“鯉”與“李”同音,將鯉魚視為國魚,曾以朝廷條令的形式下詔“禁斷天下采捕鯉魚”,規定對鯉魚要稱“赤鱘公”,嚴禁捕食;若偶然捕獲,必須立即放回水中;出售者打60大板。朝廷的明令禁止,導致池塘養鯉業發展受到阻礙,百姓為維持生計,將養殖對象轉向其他魚種,草、青、鰱、鳙四大魚種成為池塘養殖的主角,唐之后鯉魚養殖的勢頭雖有所恢復,但始終屈居四大家魚之下,唐之前稱霸池塘的風頭一去不復返。值得一提的是,處于高壓政策下的唐代養鯉業并沒有停滯不前,也得到一定的發展,如出現對鯉魚的人工投餌技術,即是比前代的進步之處。

  明清時期,池塘養殖魚種增多,養魚業日漸興旺,農書對魚類飼養的著墨增多,特別是出現了多部養魚專著,給當時的養魚業以許多正確的指導。由于唐代之后池塘不再以鯉魚為主要養殖對象,農書中甚少對鯉魚養殖進行專門記載,多為對魚類養殖方法的整體記載,亦適用于飼養鯉魚。

  明朝的《農圃四書》先回顧了《齊民要術》中記載的魚種古法:“俱求懷子鯉魚,納之池中,但自涵育”[7](P1639);或在盛產大魚的湖溝港汊,挖取大量靠近水邊的淤泥,鋪墊在魚池底部,“二年之內,即生大魚”。后記錄明朝的獲取魚種法,即漁人趁大江漲潮時用網捕之。剛捕捉上來時,如針芒般細小。“乃飼之以雞鴨之卵黃,或大麥之麩屑,或炒大豆之末”[7](卷七一P1639),稍大一些就賣給養魚之家作為魚種。明代魚種販賣已經發展成為一種產業,人們只需購買魚種即可,相比于古法,省時又省力,反映出當時養魚業的發達與繁榮。黃曾省在文中又總結出若干鑿池養魚的經驗之談,他指出,在魚池中漚麻、魚誤食鴿糞、魚反復食其自糞都是引起泛塘的原因;在池塘四周種芙蓉,可以辟水獺;需定時、定點投喂魚兒等,都具有實際應用意義。

  二、鯉魚的食用價值

  (一)鯉魚菜肴

  鯉魚肉質細嫩鮮美,肉味純正,是人們日常喜愛食用的水產品。周代時,鯉魚已成為最名貴的食品之一,《詩經·陳風·衡門》有“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1](P283)之說,時人認為娶妻當娶齊國的姜姓女子(姜姓在齊國是統治者和貴族),吃魚當吃魚中味美者鯉魚。《小雅·六月》記載:“飲御諸友,炰鱉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1](P306)鯉魚出現在大戰獲勝,宴請諸侯的國宴上,這些都體現了鯉魚的美味與名貴。隨著養鯉業的發展,鯉魚被端上平常百姓家的餐桌,勤勞智慧的古代勞動人民創造出紅燒、清蒸、糖醋等五花八門的鯉魚烹調技藝,不僅滿足了人們的口腹之欲,更大大豐富了中華飲食文化。

  在河南、山東等地,糖醋黃河鯉魚、紅燒黃河鯉魚被當地人尊為名菜之首,而黃河鯉魚的珍貴與味美早已被古人發掘,《洛陽伽藍記》中的“洛鯉伊魴,貴于牛羊”[8](P161)與《清稗類鈔》中的“黃河之鯉甚佳,以開封為最,甘鮮肥美,可稱珍品”[9](P6469),都表達出對黃河鯉魚的贊美之情。清代《調鼎集》中載有一條紅燒鯉魚的食譜:“江鯉大者,切塊略腌透,入甜醬、酒、姜、蔥紅燒。”[10](P356)寥寥數字雖不比如今的食譜詳細,但也大致將紅燒鯉魚的做法與食材簡單勾勒出來。

  糖醋熘魚焙面同樣是歷史悠久的一道佳肴,傳說由趙匡胤發明,由糖醋熘魚和焙面兩道名菜配制而成。關于糖醋熘魚,《東京夢華錄》明言,其在北宋時期的東京市場已流行。焙面開始稱為龍須面,據《如夢錄》載,明代開封每逢農歷二月初二“龍抬頭”之日,“筵客吃龍須面,節禮送面”[11](P85)。后不斷改進,面過油炸焦,使其蓬松酥脆,吸汁后,配菜肴同食,故稱“焙面”。糖醋熘魚焙面以黃河鯉魚為上品,先入熱油鍋炸透,然后以適量白糖、醋、姜末、鹽調味,加入開水勾成芡,用旺火熱油烘汁,至油和糖醋汁全部融合,放進炸魚,潑上芡汁,將魚帶汁裝盤。后做焙面:小麥粉和成面團,發筋時搓成長條,抖動至柔軟,面團分解成若干塊半圓形小面團,抻成細如發絲的面條,放入油鍋炸成金黃,蓋在糖醋熘魚之上,菜肴完成。

  鯉魚頭、鯉魚皮、鯉魚鱗、鯉魚腦,幾乎鯉魚的每個部位都被單獨制成美食,如《調鼎集》中載有的燒鯉魚白、炒鯉魚腸、醉鯉魚腦;《居家必用事類全集》中的鯉魚腦髓粥、夏薦麥魚等,皆是難得的美味佳肴。古籍史料中對鯉魚菜品的記載比比皆是,有的甚至詳細描述菜品所需的輔材與烹制方法,現摘錄幾例,詳見次頁表1。

  (二)鯉魚的特殊制法

  古人處理鯉魚的方法豐富多彩,除最普遍的油烹、水煮、清蒸外,還根據鯉魚不宜久放的特點,探索出幾種特殊的加工方式:鲙、鲊、凍、糟,來延長鯉魚的食用時間,得以長久享用鯉魚制成的美味佳肴。

  鯉魚鲙。鯉魚鲙實際上是蘸著蔥或芥末生吃的鯉魚肉絲。用來制鲙的魚類很多,鯉魚使用得最早,先秦時期就已出現,作為珍貴的菜肴,只用于重要場合和人物。漢魏六朝時期,人們普遍食用鯉魚鲙。東漢辛延年的《羽林郎》云:“就我求珍肴,金盤鲙鯉魚。”[15](卷一P16)描寫的是西漢霍光的家奴調戲酒家女被嚴詞拒絕的事。可知,至遲在東漢鯉魚鲙已在民間酒館出現,不再是皇親貴族獨享的珍饈。唐人喜食魚鲙,因而格外注重制鲙的加工技術,《酉陽雜俎》中對鲙法進行了專門介紹:“鲙法,鯉一尺,鯽八寸,去排泥之羽,鯽員天肉腮后鬐前,用腹腴拭刀,亦用魚腦,皆能令鲙縷不著刀。”[16](P315)認為1尺長的鯉魚或8寸長的鯽魚是做鲙的首選材料,制鲙需要鋒利的刀具與高超的刀法。明清時期,由于食材的豐富和烹飪方式多樣化,促使人們漸漸舍棄了加工比較麻煩的魚鲙這種食魚方式,生吃魚鲙的飲食習慣走向沒落,史料中罕有記載。

  表1 史料所載部分鯉魚菜品
表1 史料所載部分鯉魚菜品

  鯉魚鲊。魚鲊即一種將魚腌制發酵,便于保存的加工方式。劉熙在《釋名》明確指出,鹽和米是制作魚鲊的必備輔料:“以鹽米釀之如葅,熟而食之也。”[17](卷四P403)賈思勰在《齊民要術·作魚鲊》中又詳細交代了鯉魚鲊的腌制方法:“凡作鲊,春秋為時,冬夏不佳。”[2](P573)開篇首句清楚地交代了制作魚鲊的適宜時間,后面記載具體操作方法:將新鮮的鯉魚去鱗,切成長2寸,寬1寸,厚5分的魚肉片(臠),“手擲著盆水中,浸洗,去血”,多次洗凈后,瀝水放入盤中,用白鹽腌。盛入籠中,放在平石板上,濾去水,加入茱萸、橘皮、好酒,與魚肉片拌勻,以一行魚,一行糝(秔米飯)的方式將魚放入甕中,甕滿為止。用竹子將甕口封住,放在屋中。直至味酸的白漿流出,便制作成功。賈氏在文中特別強調了一些影響魚鲊質量的細節,如注意肉片、做好清洗與瀝水工作、用手撕口感更佳等。這段話既反映出古人制作鯉魚鲊程序的嚴謹,又從側面說明了魏晉時人對腌制鯉魚鲊的熟練。

  鯉魚凍。凍,是利用含有膠質的原料經加熱溶化后冷凝而成的制作方法,因顏色晶瑩剔透,又有“水晶凍”之稱。宋代,鯉魚凍出現在大量文獻記載中,有三色水晶絲、凍三色炙、凍石首、凍三鮮、水晶膾等凍制菜品。元代的《居家必用事類全集》中載有水晶膾的詳細制作方法:水晶膾可由鯉魚皮、鱗制成,準備適量鯉魚皮、鯉魚鱗,先放入沙盆內擦洗,再換水濯洗干凈。約摸著按比例添水,加蔥、椒、陳皮熬至稠黏,“以綿濾凈,入鰾少許,再熬再濾,候凝即成。膾縷切,用韭黃、生菜、木樨、鴨子、筍絲簇盤,芥辣醋澆”[13]。利用鯉魚皮、鱗中含有的膠原蛋白質,加熱放涼后冷凝而成,外觀清新,口感清爽,夏季時節深受人們的歡迎。元末韓奕又記錄了一道“帶凍姜醋魚”[18](P20),亦是將魚鱗熬煮至溶化,冷卻成凍狀,再與鯉魚肉拌食。另可用鯉魚水晶膾為原料,輔之其他有顏色的菜料,制成更具特色的三色水晶絲。

  鯉魚糟。用糟制作食物是繼釀酒技術發明后出現的一種食品加工法。糟,原指未漉清的帶滓的酒,后指代酒渣,因而鯉魚糟基本由酒糟制作而成。晉朝江南水鄉已將糟腌蟹作為貢品進獻給朝廷,可推測當時糟魚也已出現。鯉魚糟的制作步驟在元明清時期問世的飲食書籍中存有多處記載,清代的烹飪專書《調鼎集》對糟鯉魚的做法介紹最為詳細:將鯉魚剖開,以每魚肉1斤約用鹽2~3兩的比例腌2日,除去魚翅與頭尾,把魚曬至半干,切成4塊或8塊(肉厚處再剖開)。取事先做好的陳糟,每一層魚,蓋一層糟,上加整粒花椒,安放在壇內,如糟汁較少,可取好甜酒酌量放入,泥封壇口,40日后糟魚即成[10](P358)。食用時連魚帶糟一并取出,用脂油丁拌好,放入碗中蒸食。若嫌四十日太久,想早日吃到糟魚,可嘗試書中的“頃刻糟魚”[10](P359):將腌魚或鮮魚放入泔水浸泡,后曬至略干,再與洋糖一起放入燒酒中浸泡片刻,可快速糟透。明清時期,糟制的雞鴨魚肉膾炙人口,熱銷商品市場。

  三、鯉魚的藥用及觀賞價值

  (一)藥用價值

  古人不僅把鯉魚當作飽腹之物,還把它視為營養品,作滋補藥用。現代醫學研究表明鯉魚含有質量很高的蛋白質,能供給人體必需的氨基酸、礦物質、維生素A、維生素D等元素,營養價值豐富,有補脾健胃、利水消腫、通乳、清熱解毒、止嗽下氣的效用,古人很早認識到鯉魚的療養價值,常以食療的方式防病、治病與養生。

  醫藥典籍和飲食著作對含有鯉魚的藥方及食譜多有著筆。唐代名醫昝殷指出鯉魚羹能緩解因腳氣沖心引起的煩躁不安與語言錯亂,并在《食醫心鑒》中列出詳細藥方:將1條鯉魚、4兩莼菜、3把蔥白混合在一起,放入豉汁中熬煮成羹,久服有效[19](P9)。元代《居家必用事類全集》載鯉魚臛方主治老人身體腫、悶滿氣急、不能食、皮膚欲裂、四肢常疼、不可屈伸。后附食材與方法:鯉魚肉10兩、蔥白1握、麻子1升,熬熟細研。輔之以冬麻子汁和五味椒姜調味,常服可痊愈[13]。明《飲膳正要》認為鯉魚湯不僅能安胎,亦能治黃疸、止渴。制作方法被記錄得更為詳備:大新鯉魚10條,去鱗肚,洗凈,加小椒末、芫荽末5錢,蔥2兩,少許酒,與鹽一同腌制。放入水中,然后撒下胡椒末、生姜末,最后以鹽、醋調味[12](卷一P78)。

  鯉魚鱗是皮膚的真皮生成的骨質,其基質由膠原變來,化學上屬于一種硬蛋白,定名魚鱗硬蛋白,可自成一獨立藥方,主治吐血、衄血(外部出血)、瘀滯腹痛、痔漏及魚骨鯁喉等,使用方法基本為燒灰口服。《普濟方》中有治鼻衂的方法:“以鯉魚鱗炒成灰,研為末,冷調下一、二錢。”[20](卷一八九P258)《神農本草經》記載鯉魚鱗“主治產婦腹痛,用法:將魚鱗燒成灰,和酒服之”[21](卷二○P783);《本草綱目》亦有“鯉魚,古方多以皮、鱗燒灰,入崩漏、痔漏藥用,蓋取其行滯血耳”[22](P314)的記載。同時,鯉魚鱗又可與其他藥材配成藥方,調和血氣。宋代醫書《三因極一病癥方論》記有延齡丹,由燒為末的鯉魚鱗、當歸、石膏、木香、川芎等中藥材混制而成[23](卷一八P421),號稱婦人眾病無所不治,應該相當于現今的烏雞白鳳丸之類的女性滋補品,兼具補血補氣之效。

  毫不夸張地說,鯉魚渾身都是寶,整魚可做魚湯、魚羹等滋補品,零散部位除魚鱗之外,鯉魚的腦、腸、血、膽也都可做藥材,具有不同的功效,現將醫書中記載的部分藥方梳理成表2。

  表2 部分醫書記載鯉魚的藥用方法
表2 部分醫書記載鯉魚的藥用方法

  (二)觀賞價值

  鯉魚在適應環境的變化或與其他魚雜交時,易改變其原有特征,產生一些變種,《爾雅翼》對鯉魚的變種有相關記載:“崔豹云兗州人謂赤鯉為赤驥,青鯉為青馬,黑鯉為黑駒,白鯉為白騏,黃鯉為騅,皆取馬之名,以其靈仙所乘,能飛越江湖故也。”[28](卷二八P481)古人對顏色不同尋常的鯉魚往往心懷好奇,偶爾捕獲大多會選擇留下飼養,以供觀賞,西漢劉向《列仙傳》載:“子英者,舒鄉人也,善入水捕魚,得赤鯉,愛其色好,持歸著池中,數以米谷食,一年,長丈余。”[29](卷下P502)

  發展至唐代,人們已把養魚用于觀賞,開元年間“帝曲宴近臣于禁苑中,帝指示于九齡、林甫曰:‘檻前盆池中所養魚數頭,鮮活可愛。’……九齡曰:‘盆池之魚猶陛下任人,他但能裝景致助兒女之戲爾。’”[30](P77)唐人不再僅僅把所養之魚作為果腹之物,而是有意識的把它們當作玩賞之物,用來裝飾景致,助兒女之戲。宋代人們的日常娛樂日漸豐富,以變色鯉魚、金魚為主的觀賞魚市場擴大,為滿足市場需求,觀賞魚由野生轉為人工馴養。宋人有載:“今中都有豢魚者,能變魚以金色,鯽為上,鯉次之。貴游多鑿石為池,窴之檐牖間,以供玩。”[31](卷一二P143)明清時期鯉魚的養育與鑒賞技術更加成熟,提出辨種、選形、鑿池布景等相關理念,鯉魚的文化活動更加豐富。

  四、鯉魚的文化意蘊

  (一)鯉魚躍龍門———望子成龍

  春秋時期,孔子的兒子伯魚出生時恰逢魯昭公賜予孔子幾條鯉魚,孔子以此為祥瑞,給兒子取名為“鯉”。自此生子送鯉成為一種習俗,祝愿新生兒有如鯉魚一般的生機與活力,不怕艱難,搏浪成長。鯉魚躍龍門的傳說還寄托著人們望子成龍的美好期望。鯉魚躍龍門這一典故出于漢代辛氏的《三秦記》:“龍門山,在河東界。黃河自中流下,兩岸不通車馬。每歲季春,有黃鯉魚,自海及諸川爭來赴之。一歲中,登龍門者,不過七十二條。初登龍門。即有云雨隨之,天火自后燒其尾,乃化為龍矣。”[32](卷四六六P3839)一年之中,跳過龍門,忍受燒尾之苦,幻化成龍的不過七十二條,堪稱魚中精英。到了唐代,鯉魚躍龍門直接表示科舉及第,留下數量可觀的有關詩歌。元稹詩:“魚貫終何益,龍門在苦登。有成當作雨,無用恥為鵬。”[33](卷四P37)表明詩人誓要高中科舉,不甘成為平凡人的遠大志向。姚康詩:“龍門應可度,鮫室豈常居。”[34](卷三三一P3694)表達作者考取功名的堅定決心。這也使中舉、升官等飛黃騰達之事成為“鯉魚躍龍門”的基本含義。生子贈鯉就代表人們希望新生兒將來能像躍過龍門的鯉魚一樣,具有逆流前進,奮發向上的精神,吃得苦中苦,成為人上人,中舉升官,飛黃騰達,光耀門楣。

  這種以鯉魚寄托望子成龍的觀念甚至傳到了日本。自江戶時期始,每逢男孩節,有兒子的人家需要懸掛黑、紅、青藍三種顏色的鯉魚旗:黑色旗是一家之主父親的象征,紅色旗是母親的象征,青藍色旗則代表男孩,家中有多少男孩就掛多少面青藍旗。鯉魚旗是用布或綢做成的空心鯉魚,高高掛在空中隨風飄揚,祈求上天眷顧自己的孩子能像鯉魚一樣一躍龍門,成為人中龍鳳。鯉魚在日本人眼中是力量與勇氣的象征,長輩們借掛鯉魚旗來表達他們希望孩子能成長為勇敢堅強的人的心愿。時至今日,中日兩國仍將鯉魚視為吉祥如意的化身,甚至衍生出了錦鯉這一文化意蘊更為豐富的魚種。

  (二)魚符制度———權力的象征

  隋文帝時出現魚符,唐代正式制定魚符制度。唐以前,兵符為虎形,稱虎符。唐時為避祖先李虎諱,棄用虎符,改為魚符,模仿鯉魚的形狀,制成銅魚符。至于為什么采用鯉魚的形象,而不是其他魚,學者們在自己的著作中各抒己見。《唐代文官服飾的文化內涵解析》的作者李怡認為,唐人以鯉喻李,有寓意天下之意[35];王佳在《唐代魚袋制度研究》中指出,唐朝之所以將魚符制成鯉魚形,一是因為李氏王朝對鯉魚的崇拜,有意提升鯉魚的地位,二是想利用鯉魚能化身為龍的神秘色彩來使自己的統治合理化[36];張春秀《關于“魚符”與“魚袋”的幾個問題》以為,鯉魚躍龍門的美好傳說與寓意是以鯉魚形為符的主要原因之一[37]。而以筆者拙見,李唐王朝使用鯉魚形魚符的原因有二:一方面鯉魚為魚類之首,與李氏為天下之主相匹配,可視為皇權的代表;另一方面鯉魚是祥瑞的象征,給李唐帶來福祉。相傳隋煬帝曾在一鯉魚額頭題字“解生”后放生,當煬帝再次遇到此魚時,原來額上的“解生”二字,“解”只留下了一半,變成了“角生”。蕭后認為“鯉有角,龍也”,表示鯉魚將生角化龍,鯉、李同音,暗含李姓將登帝位的征兆。為破除寓意,煬帝將鯉魚射殺,沉入水底。最終李氏還是登上皇位,建立唐王朝,驗證了傳說,李氏自然奉鯉魚為祥瑞,希望唐朝長盛不衰。

  唐代魚符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用于調動軍隊的魚符,一類是隨身魚符。魚符主要用作表明官員身份、任命與罷黜官員、調兵遣將,亦用于出入宮門、開關宮門,“以起軍旅、易守長,京都留守、折沖府、捉兵鎮守之所及左右金吾、宮苑總監、牧監皆給之”[38](卷二四P525)。用于調兵遣將的魚符分為左右兩部分,“畿內則左三右一,畿外則左五右一,左者進內,右者在外,用始第一,周而復始”[38](卷二四P525)。左半部分由中央掌管,右半部分下發給官員,左右合一,才能生效。這種魚符不需要隨身佩戴,只有在有詔令時取出相驗證即可。隨身魚符主要用于明確身份等級,出入宮禁,兼有裝飾之功能。《唐六典·符寶郎》載:“隨身魚符,所以明貴賤,應征召。”[39](卷八P253)不同品階的官員佩戴不同質地的魚符,“太子以玉,親王以金,庶官以銅”[40],并且魚符上一般刻有官員姓名或官職名稱,唐代官員的尊卑貴賤、品階高低一目了然,這就是所謂“明貴賤”之義。隨身魚符也分左右部分,官員持有右符,須隨身攜帶,以方便證明身份、品級以出入宮門。

  (三)文學意象———情感的寄托

  古代文學作品中常用“鯉魚”“雙鯉”“素鯉”“鯉書”“鯉封”指代書信,成為承載親情、愛情、友情的載體。秦漢時期,樂府詩集中的一首五言詩《飲馬長城窟行》,主要描寫的是秦始皇修長城時思婦對在遠方服役丈夫的懷念之情。詩云:“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41](卷一,P25)這里的“雙鯉魚”并不是兩條鯉魚,而是指用兩個刻成鯉魚形的同樣大小的木板拼在一起的木信封,書信放于兩個木板之間夾好,加封簽。至于“烹鯉魚”,根據聞一多在《樂府詩箋》中的解釋“解繩開函也”[42](冊四,P124),可知實際上是解開捆緊木板的繩子,取看書信。

  發展至唐代,信封雖改成紙質,但仍采用鯉魚形狀,信封兩面畫上魚鱗,叫作“鯉魚函”。鯉魚游速極快,素有能“飛躍江湖”之說,將信封制成鯉魚形,大概就寄托了古人希望書信早日到達親友手中的祈盼。如李商隱的“嵩云秦樹久離居,雙鯉迢迢一紙書”[15](卷一二P204),宋之問的“卿馬留孤館,雙魚贈故人”[34](卷五二P636),都傳達了詩人對友人的思念之情。這種鯉魚函一直延用至清朝,并且不再僅僅只傳達友情,還延伸到愛情、親情的領域。宋代呂渭老在其《念奴嬌·贈希文寵姬》中用“素鯉頻傳,蕉心微展,雙蕊明紅燭”[43]來表達自己對愛人的相思之情;而清末民主革命家秋瑾則用“年年常是感離居,兩地相思托鯉魚”[43]來向妹妹傾訴出嫁后對家人的想念。

  (四)風俗習慣———美好的祈盼

  古時,鯉魚被視為仙人的坐騎,民間廣傳“乘鯉升仙”的傳說,西漢劉向的《列仙傳》中記有琴高乘鯉成仙歸去的故事:“琴高者,趙人也。行涓、彭之術,浮游冀州涿郡間二百余年。后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曰:‘皆潔齋,候于水旁,設祠屋。’果乘赤鯉來,坐祠中,旦有萬人觀之。”[44]唐人亦經常以“琴高乘鯉”的典故來吟詩作對。因鯉魚被神化,商周時期就有以魚形器物為隨葬品的風俗。先是出現玉魚,后魚形隨葬品種類不斷增多,銅魚、陶魚、木魚等相繼出現。西漢禮學家戴圣所編《禮記·大喪禮》中所載的“魚躍拂池”已成為士大夫以上階層才能使用的一種喪儀。古人將喪禮與鯉魚如此緊密的聯系在一起,自然是想借“乘鯉升仙”一說,期望已故親友能在鯉魚的帶領下,擺脫塵世間的煩惱,飛升成仙,通往極樂世界。

  在古時婚禮中有多個與鯉魚相關的因素,在北方,舉行婚禮前,男方到女方家下聘,禮物中必須要有一對鯉魚。這種習俗不知從何朝何代傳續下來,許多地方至今仍在沿用。在南方,新郎將新娘接回家后,有撒錢的程序,按照儀式規定撒錢時要模擬鯉魚散子的樣子。鯉魚繁殖能力強,成活率高,有“健魚”之稱,這一儀式意在希望新娘子多為夫家繁衍子嗣,開枝散葉。再如婚房貼的窗紙一般為雙魚戲水圖,暗含夫妻和睦、子孫興旺的真摯祝愿;“鯉”與“利”同音,為圖吉利,在重要的節日,民間喜歡在家中貼上鯉魚的對聯或圖畫,走親訪友時喜歡相互贈送鯉魚,蘊含人們對科考中式、興旺發達、富貴長樂的祈盼。

  五、結語

  鯉魚自殷商時期開始被人工養殖,養殖歷史已跨越千年。千年來鯉魚應用價值被充分挖掘,做食材、做藥材、做觀賞物,讓人們的物質與文化需求都得到了滿足。鯉魚逐漸滲入百姓日常生活的同時,文化形象亦日愈飽滿,成為文學作品中的寵兒,被賦予多種內涵:是望子成龍的寄托,是權力與身份的象征,是相思的載體,還可以是富貴有余、多子多福的美好期盼。隨著社會經濟與漁業養殖技術的發展,錦鯉的養殖與觀賞成為人們愈加喜愛的文化活動,鯉魚的觀賞價值日漸凸現出來。今天,轉發錦鯉會帶來好運的錦鯉文化更是鯉魚文化的衍生品,深受現代人特別是年輕人的青睞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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