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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研究的物質、社會、精神的三維空間轉向

時間:2020-03-23 來源:西部法學評論 作者:伊沙依·布蘭克,艾希 本文字數:23541字

  摘    要: 本文探討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法律理論中發生的空間轉向。我們認為,雖然“空間”在法律分析中的出現先于此“空間轉向”,但各類不同研究的匯集——作為法律理論的一個特殊分支——產生了三方面重要影響。首先,空間分析為深入理解法律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提供了契機;其次,法律地理學研究將似乎不相關的和獨特的法律領域,及其所體現的潛在的邏輯、目的和價值予以整合;最后,作為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空間轉向的一部分,法律地理學填補了未將法律納入其視野,或者對法律之認知較為粗淺的眾多研究所留下的空白。批判法律地理學家已表明,法律不僅僅是一種國家推行其空間政策的被動媒介,它還是一種擁有其自身生命的生產力,可以說,法律塑造了物質空間、社會空間以及精神—主觀空間。

  關鍵詞: 法律地理學; 空間與法律; 法律理論; 法理學; 批判理論;

  空間轉向并沒有繞過法律理論。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致力于法律與空間之互動的研究一直在繁榮發展,該研究不僅審視法律規則在建構物質空間、社會空間和精神空間方面的影響,而且分析三種空間在確立或解釋法律原則和法律學說方面的影響。我們致力于探究這些影響和作用的各類“法外”(extra-legal)智識淵源,法學根源及其對法律理論的貢獻。

  一、法律研究的空間轉向

  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借用福柯的名言,(法律研究中的)空間仍被視為“僵死的、刻板的、非辯證的和靜止的”。1換言之,空間一直以來被認為是法律規范適用的固定背景,它要么為自然所給定,要么為自由意志的人類行動者的行為所造就。總之,法律分析對于空間幾乎無言以陳,而且在反思法律對于社會的作用時并不一定要將空間納入其中。當論及法律規范、學說和制度的創制時,考慮空間也不是法律理論之必需。

  若仔細考慮始于20世紀60年代法律理論中的“法律與社會”運動及其先驅——法律現實主義和社會學法學,那么以上“空間盲點”的論述就顯得尤為具有意義。20世紀20-30年代,美國法律現實主義或許是最重要和最有影響力的法律思想流派,該學派將法律再概念化,視法為“活的”(living)實踐和經驗,而非一系列靠邏輯推演適用的并且預先設定含義的固定規則。法律現實主義者反對法律形式主義,即19世紀末占主導地位的法律觀。現實主義者的研究內容包括:法律規則在“行動中”的運作方式,法官和行政官員適用法律的途徑以及他們對當時社會和經濟的影響。2現在看來這些觀點似乎理所應當,而若比照20世紀初盛極一時的關于法律的形式研究,法律現實主義者的主張可謂一場真正意義上的革命,他們堅持認為,法律研究應該包含對現實世界中法律規則的運作進行精細分析。然而,現實主義者并不滿足于研究與書本之法對立的行動之法,他們還批評通過法律的形式推理獲得法律后果的演繹主義方法論的真實性。現實主義者指出,每一條法律規則都存在例外、不一致性和不確定性,因此,以邏輯或者演繹的方式來決定法律規則適用于現實世界中具體事實的結果極為困難。

  不過,現實主義者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的努力,其意旨不在于純粹批判,而是為改善境況提供力量。現實主義者的目標之一是“穩定”(fixing)法律規則所固有的不確定性;另一個目標則是“緩解”因法律之內在不確定性所產生的兩種焦慮:一是“全能”法官僅憑權力(而非推理)做出判斷,二是法律規則因其可塑性和靈活性而失去最基本的確定性和可預測性,從而使世界陷入法不所及(lawless)的狀態。現實主義者通過引入“政策”、“原則”和“價值”等概念來解決問題,這些概念被認為能夠使他們擺脫如其所批判的法律所處的混亂境況。法律規則自身是不確定的,且法律是達成政策制定與社會工程的工具,而非一種形式規則體系,因此為得到最佳的法律結果或者法律政策,求助于社會科學是十分必要的。與法律的不確定性不同,當時,社會科學在確定社會的現實需要和世界所呈現出的真實境況方面,被認為是客觀的、中立的和科學的。然而,盡管法律現實主義者為了發現法律分析的客觀視角而提倡轉向社會科學,但地理學從未出現于他們的考慮之中。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以及統計學通常被認為是法律研究的急需學科,3因此,空間分析被置于法律理論之外。即使“法律與社會運動”作為20世紀60年法律理論的一個重要分支,重拾現實主義者的遺產——將社會科學融入法律研究,但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該研究思潮并未將空間納入社會—法律(socio-legal)分析之中。

  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伴隨法律學者和社會科學家的一系列著作的出版,地理學最終在政治地理學、社會地理學以及城市地理學等領域首次與法律分析融合。當此跨學科融合發生之時,法學與地理學在各自領域都存在著概念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內部爭論,“法律”或者“空間”各自的確切含義無疑受到了各種智識論辯和爭論的影響。具體而言,兩個領域都以意識形態為界劃分為自由主義者和批判理論家(大多是新馬克思主義者和后現代主義者)兩個陣營。自認為屬于“法律與地理學”這一正在形成的思想流派的主要成員包括,布隆里4、庫珀5、德萊尼6、福特7、弗魯格8、基達9、米歇爾10以及耶夫塔克11等,他們大部分屬于批判理論陣營。后文我們將詳述以上部分作者具體的知識淵源與復雜樣態,現在我們只需指出他們立論的主要推動力:法律與空間是一種相互依賴和相互影響的關系。一方面,法律塑造和影響著我們生活的空間;另一方面,空間塑造我們的法律。空間并不僅僅指我們居住的物理的或物質的空間,它還是一種社會—政治(主體間的)空間,同時也是一種精神(主觀)空間。與此類似,法律也不僅僅指一種規則與學說的集合,它還指那些為法官和行政管理者適用的成文規則,同時也指稱各種其他社會角色體驗和理解法律的方式。
 

法律研究的物質、社會、精神的三維空間轉向
 

  一旦我們將這些觀念表達清楚,顯而易見,早在20世紀90年代“法律與地理學”作為獨立思想流派出現之前,很多法律學者的著作都暗含關于空間主題的分析。例如,財產法、土地利用法和環境法等領域的學者,他們將空間問題作為理所應當的事物看待,因此其研究大多考慮的是法律規則對物質和建筑環境的影響。12然而,他們研究的僅僅是空間的物質或物理維度,并未觸及空間的社會與精神維度。就法律對空間影響的方式而言,這些學者的觀察視角十分有限,他們視法律如一套關于特定空間形態創制的獎懲機制,卻視而不見法律對人之主體的空間形態——即人們理解自身,理解其群體及其周遭的方式——的影響。此外,雖然這些著作復雜且頗具啟發性,但缺乏總體的和有組織的主題,因而顯得分散和凌亂。當將各類不同的學理上的法律領域置于法律與空間之間深層互動的大背景下來考慮,我們會發現,這些領域相互之間在現實中的關聯并未得到透徹認識。在此意義上,法律與地理學研究框架的一個重要貢獻在于,它為那些受困于而處于分裂狀態的法律領域提供了整合契機,而傳統的學科劃分時常會阻礙我們關于法律對個體、群體和社會的更深層影響的理解。

  我們在下文將探討法律與空間相互影響的具體途徑,為了便于分析,我們根據亨利·列斐伏爾的分類,將空間劃分為獨特但相互關聯的三種形態:物質空間、社會空間與精神—主體空間。13

  二、物質空間

  空間的初始意涵指,自然地形與領土,包括山丘、海岸、河流以及草原。同時,空間也指稱人類于自然地形之上所筑建的物質建構:建筑物(摩天大樓、房屋、公寓、商店)、商業中心和街區、高速公路和道路、森林和莊稼地、城市、郊區、港口以及機場等等。

  (一)法律對物質空間的影響

  法律對物質空間的影響源遠流長。一方面,一些日常而普通的規章制度對環境產生了相當直接的影響;另一方面,此種影響通常隱而不顯、難以預料或者在人們的計劃之外(因而需要相當復雜的闡述以說明)。按照直觀理解,人們在特定地域能夠做什么是由法律調整的,法律因此對空間產生影響。這些影響取決于財產法(誰可以被允許使用特定的一塊土地)、規劃與土地利用法(這塊地上能建什么以及作何用處)、征收與征用法(在沒有補償的情況下何種性質的土地可以被征收)、環保法(依用地之環境危害判定何種用途應當被限制或被禁止)、稅法(使用特定用地的費用是多少,用地的具體激勵機制是什么)、憲法(哪些私人空間能夠免于特定政府部門的干涉)、聯邦與地方政府法(哪些政府主管部門有權管理土地使用和規劃)以及國際法(哪些國家有權管理以上范疇)。

  法律能夠以如下幾種方式影響空間。第一,法律明確禁止或授權特定的空間形態(之使用)。第二,法律以獎懲機制“控制”各類空間形態。第三,法律通過設定一種“空間待定”(spatially unregulated)區域,將空間配置留給個體或群體自主決定。

  就第一種模式而言,我們腦海出現的最顯著和最直接的例證是規劃法(planning)、分區規劃(zoning)以及土地使用法等法律法規。遵循現代主義規劃理論,世界上幾乎每個國家都有精細復雜的方案,以不同方式呈現其疆域的外貌:國家森林的位置,農業發展的地域,城市設立的定位,道路建設的布局,采煤挖礦的地點,垃圾廢料傾倒的場所,發電廠的選址,以及各種人類活動、政府職能和社會行動通常在空間上的分布樣態。一種理念支撐著(城市規劃的)方案:空間是可塑造的且能夠通過適當的法律規則予以調整和組織。用福特的術語來說,此處的空間被視為“透明的”和被充分認知的。14據此,我們會發現一種雙重透明的性質:空間是顯而易見的,法律也是毋庸置疑的,不僅如此,法律幾乎成為了執行空間規劃的被動工具。這種認識可能得到的結論是,我們只需要翻閱國家、區域或者城市的規劃就能夠理解法律如何影響空間。但未料到(Alas),法律地理學家以一種更復雜的分析揭示出這種雙重透明幻想的謬誤。根據法律現實主義的理解,規劃只在極少的情況下按照規劃者的意圖實現,即便存在,也是規劃者腦海中意欲實現的方案。負責規劃方案的管理機構多種多樣,負責審查這些方案的成員,以及他們關于如何執行方案的想法也各不相同。至少,方案在詳細內容上的含糊和不確定使其易于受到(法律地理學家提出的)相競爭的和變化著的諸種解釋的影響。鑒于規劃方案的綜合性,目標的多重性以及批準程序的復雜性,有時它們甚至在付諸實施之前就已顯得陳舊不堪。久而久之,一些意想不到的需求開始出現,至少對于某些規劃,思維方式的轉變既不可避免也是可欲的。個體與團體的不服從行為或違法行為,規劃方案的執行不力或執行不公,這些都破壞了關于法律與物質空間之間井然有序的幻想。

  規劃法和分區規劃法被認為屬于公法領域,與此相對,一系列私法規則同樣也影響著物質空間,該領域典型的是屬于侵權行為法分支領域的妨害法(或公害法)(Nuisance)。根據妨害法,無論總體性的規劃存在與否,人們都被禁止以侵害鄰居之土地合理使用的方式使用自己的土地。例如,雖然根據城市規劃,某一小塊特定的城市土地被標識為工業區,但如果其土地使用本身對相鄰土地造成不合理損害,那么這種行為依然可能被妨害法所禁止。因此,妨害法與規劃法和分區規劃法實際上處于不同法律層次,它們共同調整財產之使用與財產在物質上之構成的方式。

  法律影響空間的第二種模式探討的是,法律以獎懲機制“控制”各類空間形態的能力。與前一種模式不同,該模式并沒有直接禁止/授權:1)土地之使用;或者;2)以特定方式在土地上的筑建。國家反而用法律來鼓勵人們建構空間,以滿足國家希望實現的各項目標。稅收與支出法(tax and spending law)即是第二種模式的典型例證。例如,若政府打算開發工業區、旅游區或者商業實體,它可以提供稅收優惠、廉價抵押貸款以及補貼土地等政策,由此實現利用市場力量引導人們行為與其空間政策相一致的目標。又如,由法律規定的一系列政府的經濟刺激(政策)建構出被占領區的以色列定居點,這無疑是一個大規模空間規劃,這些法律包括:土地補貼、抵押貸款補貼、減稅政策以及加大公共事業預算等等。15同樣,美國通過聯邦的抵押貸款補貼,聯邦和各州在高速公路和基礎設施建設上大量投入,以及減少公共交通方面的政府開支,這一系列措施使郊區城市化建設成效斐然。16

  與前兩種模式相反,法律作用于物質空間的第三種模式來源于有意識地放松對特定領域之空間形態的控制,將其留給私人“制序”(private ordering)。該模式在北半球人口稠密的工業化國家相對較少,如上述,因其主導的規劃理論與意識形態所致。然而,在南半球和發達國家的某些地方,政府部門已經退出區域之規劃。這種“規劃真空”(planning vacuum)在空間上的結果,因“真空空間”所處的社會、政治和法律之情境差異而截然不同。像埃里克森這樣的自由放任主義思想家認為,個人的自主和自由在“真空”中實現最大化。17但批判陣營的學者則指出私人規劃的負面影響,一部分人的自由和自主意味著另一部分人的強制服從與艱難困苦。在無政府規劃之地,正是富人和有知識的私人行動者,即那些有能力自我規劃的群體,他們阻止他者(others)去實現其具競爭性的空間規劃,他們很可能以犧牲弱勢為代價發揮自己的影響力。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那些沒有任何財產的人往往被與其相關區域的規劃程序拒之門外,完全的私人制序也會導致該區域的窮人被徹底排斥。實際上,在因市場力量而被驅逐的窮人區域,公共規劃則通過配置經濟適用房、公園綠地以及為無家可歸者提供的街區和庇護所等措施來緩解這一問題。正如沃爾德倫指出,每個人的行動需要一個地點來實現,完全的私人制序不一定意味著窮人的“自由”,相反,普遍的自由需要最低限度的公共空間規劃。18

  就此而言,規劃的缺失意味著公共規劃的缺失,即將該區域對私人制序開放。然而,規劃的缺失也可能意味著,因形式上對私人制序之禁止所致的公共規劃的缺失,這種禁止或以強制或不以強制的方式來執行,這一過程往往是隨機的或者任意的。各個大城市的非正式住房通常都是政府的不規劃政策的結果。一方面,政府并沒有正式允許居民在此建造房屋,另一方面,由此致使居民面臨接連不斷的拆遷和被驅逐的威脅。耶夫塔克的研究表明,這種規劃的缺失的確是支配弱勢群體的途徑,如此一來,弱勢群體處于持續的違法狀態和政府機構之懲罰的恐懼之中。19

  以上三種模式并未完全涵蓋法律如何塑造或建構諸物質空間的錯綜復雜的途徑。法律政策通常在無意之間對物理空間產生重大影響。例如,很多學者認為,20世紀50年代種族隔離政策的廢除促使美國的郊區建設急劇發展,這一政策則遵循了“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的裁決。20根據這段歷史研究,在某地生活意味著黑人兒童會和白人兒童就讀于同一所學校,而白人家庭則可能傾向于離開城市,去尋求白人街區“避難所”。這一現象被稱為“白人遷徙”21,也被視為在舊有“黑白混合”城區周圍建造大規模白人街區的主要原因。毫無疑問,在廢除學校種族隔離過程中,最高法院、聯邦政府以及其他各級政府都無意造成“白人遷徙”以及隨后的擴張與郊區化。正如福特所言,這完全是忽視空間的后果。22他認為,無視居住隔離與種族和群族認同的空間分配才導致政策帶來了不幸的和意外的后果。然而,此處亟待說明的是,將空間因素納入分析可能是一件令人十分氣餒的事情,有時甚至完全不可能做到。加入空間因素意味著研究通常將包含如下內容:預測難以預測的人類行為,推測技術革新的演進,評估范圍廣泛的邊緣性法律規則(這些規則本身通常不確定且可操控)的影響等等。正如杰克森睿智地指出,學校廢除種族隔離只不過是20世紀后半葉美國郊區建設興起的部分原因,同樣重要的原因有:如聯邦為退伍軍人提供抵押貸款補貼的經濟政策,高速公路的大規模建設,使美國廣大中產階級擁有汽車的福特主義革命,強調“家庭觀念”的意識形態保守主義趨勢,以及為婦女和兒童創造“安全”環境的需要。23

  (二)物質空間對法律的影響

  關于物質空間對法律的影響,早期現代的法律理論家已經發表過一些評論。地理學對法律的再次關注則聚焦在區域和領土特征對法律制度影響的諸多解釋方面。如布隆里的文獻綜述表明,24在18世紀之前,哲學家如博丹和孟德斯鳩認為氣候和自然地理決定法律的實質內容,25這一主題為20世紀早期的著名英國法律學者約翰·威格摩爾所延續。26根據這條思想脈絡,地理學與法律以兩種方式實現聯結:第一,不同地理位置標示不同的氣候、資源、地志以及機會。生活在不同位置的人們擁有多樣的需求,相應的,多樣需求產生獨特的法律體制。在早期的法律學問中,生理需求被理解為形成特定法律體制的必需,但在當代法學領域情況更微妙和復雜。在既定的各種歷史偶然環境中,某一法律原則的形成有賴于各類因素,而地理條件被視為其中的一類。例如,紹爾認為,19世紀的科羅拉多州,為應對該區域的水源匱乏和特定地理條件,淘金者們發明了獨特的河岸所有權(riparian rights)。27這種半公共的財產體制在極端個人主義財產權所主導的年代是獨一無二的。

  第二,不同地理區域塑造出不同的人口特質,因而形成了不同的法律體制以適應這些集體人格特質。如今這一思想脈絡的根基,即種族主義意識形態,已然消逝,原因在于它將不同人群的本質特征和集體特征完全歸因于他們所居之地。例如,在聲名不佳的篇章中,孟德斯鳩認為,“東方人”特質是呆滯和懶惰,而這導源于其生活其中的炎熱氣候,這些特質同樣反映出東方人的法律制度。毋庸置疑,這種研究思路已經被拋棄。然而,空間會影響個人特質和心智生活進而影響人們的偏好、個性和主觀性及其制定的法律,這一觀念在清除其種族主義和本質主義預設之后,于后現代法律地理學研究中鮮活起來。這一點,我們將在討論精神—主觀空間部分再討論。

  三、社會空間

  我們用“社會空間”指稱人類經驗的主體間(inter subjective)領域:社會公眾共享和居住的各種空間,個體之間產生聯系的諸種領域,以及人與人之間溝通并且創造各類政治組織和共同體的領域。顯然,這些社會空間處于物理層面:即一種物質上的存在,并且是被人們規劃和建造的。不同社會空間可能會演進出不同的物質空間形態。公寓大樓(condominium)28,既是一種建筑形態,也是一種具體物質形式,它創制出一種獨特的社會空間。例如,它會帶來一種性質完全不同于獨戶住宅(single-family house)29所形成的社會化過程。公寓大樓自身還能生成屬性各異的社會空間,而這取決于各式各樣的社會、文化、經濟和歷史的偶然性。換言之,雖然物質形式非常重要,但我們不得不謹慎對待具體問題,才不會掉進物質形式決定論的陷阱。社會空間與精神—主觀空間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后文將詳述這一點。社會空間由人類所居,同時,這些空間也是人類在個體、主觀和精神三個層次上的體驗。我們此時此刻所描述的空間之社會維度,與共同或共享的認知及空間體驗相關,但諸如恐懼、異化、刺激、回憶以及欲望等各類主觀體驗不應被混為一談。

  (一)法律對社會空間的影響

  法律以不同方式影響著社會空間的生產和特質。事實上,幾乎一切法律領域通過影響社會關系進而作用于諸社會空間。從表面上看,人們習慣于將私法與公法如此區分:前者被認為主要影響一對一人際互動(主要涉及侵權法與合同法),后者通過承認、創制和維系團體和群體從而影響群體生活(主要涉及憲法、地方政府法以及勞動法)。但這種慣性思維應當被摒棄,因為私法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公法化。私法不僅僅影響兩個個體之間的關系,它對社會關系的深遠影響并不亞于公法。如眾多學者已表明,合同法和侵權法的規則是公共決策的結果,而無數的人與人之相互關聯的方式由這類決策形成。例如,過失責任(negligence)設想與構造出一種完全不同于嚴格責任(strict liability)的人際互動與團結。30實際上,公法與私法的區分是意識形態層面的,因為它時常會給人一種錯覺,即私法是真正意義上私人的,從而掩蓋了其廣泛的社會影響(因此也削弱了“私”法律互動領域中“公”干預的合法性)。但尤為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法律規則和原則對社會空間影響的程度各異。某些規則以直接和明確的方式作用于社會空間,而另一些規則的影響是間接的和無意識的。

  法律調整社會空間的模式通常有兩種:確認先在的空間組織與建構新的空間組織。第一種模式的例證是,承認家庭、原住民、親密社群以及國家的法律地位。在此情形下,法律被視為遵循一種前法律的社會現實,即人類共同體與集體隨時間推移而有機演進。法律僅被視為一種先前存在情況的反映,或者說,社會組織有權得到法律的承認,且有權被賦予相對于其他社會組織和國家的權威、權力或者豁免。僅僅把法律概念化為“承認”某一社會空間(而不是創制)的重要意義在于,此概念化之結果是限縮國家“干預”社會實踐和群體間關系的基礎。的確,此類關聯是個體自由意志的理論化表達,一旦國家意欲規制其內部實踐,而不僅給予其自主性,那么它將被理解為非法“干涉”其內部事務。因此,社會空間越早于法律承認而存在,關于社會空間的法律規制則可能越謹慎和謙抑。這一理解主要限于共同體對其個體造成極端傷害的情形,例如,保護兒童免于父母的虐待,保護工作場所中的女性或者其他弱勢群體工人。

  那么,承認已存在的社會空間則涉及兩個重要因素。第一,承認并不僅僅是經驗觀察法律形式的轉換;承認或忽略一種社會空間的決定——作為一個法律事項——完全具有規范性和政治性。實際上,某些社會空間被視為在道德上不高尚和經濟上效率低下,而且對其中的居住者來說也是負擔,因此,這類空間并不值得國家法律予以承認。比如,“家庭”被認為是有機的,是前法律之社會空間的典型代表,很明顯它需要被法律所承認,但并非所有家庭都獲得此種承認,由于有一些人認為某類家庭(例如,由男同性戀或女同性戀所組成的家庭)的存在可能會帶來一些問題。同性婚姻的政治和法律的斗爭表明,所謂的承認無害行為的政治性和規范性。這一斗爭還揭示,承認某一社會群體或某一空間所產生的物質分配影響,31以及承認其他社會群體或空間所必需的非物質分配的作用。32第二,即便某一社會空間得到法律的承認,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它得到的是何種承認。所謂承認,其程度所涉范圍十分廣泛,從僅僅承認個人結社自由而不賦予其實質內容,到給予某一共同體充分“自治”。例如,鄰里關系往往在法律上是被承認的,但這種承認通常范圍有限,而且僅涉及對于技術性和地方性事物決定的能力。比較而言,對于各種原住民部落或者聯邦制下的各州,某一個部落或某一個州,無論對內還是對外都享有廣泛的權力、權威以及豁免權。

  第二種模式是法律通過建構新空間組織的方式來調整社會空間。在此意義上,法律成為社會領域的構成性要素,若沒有法律,社會空間將不復存在。此類“人為的”空間組織的存在有賴于法律,其典型代表如諸縣郡、為實現特殊目的的政府部門以及超國家機構(如聯合國)。在被法律創制之前,這些社會空間通常被認為不具有或者極少包含社會內容(social content)。一旦某一社會空間依此被概念化,國家則經其法律就具備更大程度的正當性來干預、規制甚至廢除該社會空間。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人為的”社會空間并未被理解為(自發的)人類意志(human will)的表達,也沒有被認為是對個人自由的保護。依自由主義法律理論之見,法律調整社會空間的兩種模式是相互獨立的,有時甚至是相互排斥的,即社會群體要么先于法律規制而存在,要么服從法律規制。然而,在批判法學家(以及追隨其后的批判法律地理學家)主張這種二分法本身就是錯誤。33自由意志論者和一些自由主義者對人類集體的敵視基于以下區分:由意志自由之個體所形成的團體是自愿的、自發的和有機的,而由未經過個體完全同意而創制出的團體是強制的、人為的以及假想的,因此后者對個體的自由和自主會造成極大威脅。34然而若我們批判地審視,這組二分似乎是有問題的。人類團體既不是完全自愿的也不是全然強制的,而且一個共同體(或其他社會空間)的出現是有機形成還是規劃之結果,其界限在本質上難以區分。個體與(其)共同體這組自由主義的區分也受到質疑。因此,法律規則、原則和學說的作用日益呈現出一種辯證的趨勢:法律承認了先前存在的社會空間,而這種承認本身既是不明確的也不是被動的。這是一個主動的過程,它能夠改變共同體,阻止其改變,或者兩者擇其一,甚至使其煙消云散。同樣重要的是,這種主動承認在現實意義和符號意義上都具有深遠的分配后果。然而,在法律“構成”社會空間的情形下,它很少憑空創制空間。更重要的是,這些“人為的”建構隨時間推移獲得了自身的社會生命,因而它們不僅僅是實現公共目標的手段,它們還反映了真實的社會關系和個人選擇。

  解構“承認/建構”之二分揭示出潛藏其中的一些負面結果。第一,在一些情形下,法律似乎僅僅“承認”了某一社會空間,但我們在其中仍無法發現遵從共同體之內“有機的”、固有的權限劃分的理由。有研究表明,婦女和其他弱勢群體受盡此種自治(autonomy)之苦,因為社會團體中的有權勢者利用其地位來壓迫弱勢者。35

  第二,雖然一些少數群體享有相對的政治權力,即國家認為其社會空間值得擁有自治和一定程度自主的結果,但這通常是一把雙刃劍。自治或自我治理(self-rule)可能付出高昂代價:貧民區化、種族隔離以及隨之而來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的邊緣化。美國黑人控制美國大城市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一方面,直到最近,只有城市才是黑人有效行使自治的地方,因為只有在城市里他們才形成人口上的多數。另一方面,這種政治控制并沒有產生顯著的社會和經濟優勢的效果。一些學者認為,這只會進一步加劇權力剝奪和社會排斥。各領域學者明確將大型美國城市的貧困現象視為把自治權授權給城市的法律規則所帶來的危害之根據。36至關重要的是,城市居民能夠選出黑人市長,這一事實并不是他們作為城市里的大多數所產生的自然結果。這里需要有一套法律規則,以“承認”城市為實質性的領土單元,其居民有權利以選舉其政治機構的形式來自治。不一樣的法律體制則可能產生完全不同的結果,若該體制下的毗鄰郊區在法律上附屬于城市,黑人選票(的力量)將被白人郊區的發言權所削弱。同樣,建立區域政府的法律體制也會產生類似的效果。難怪那些城市政治家通常會堅決反對如區域主義和都市合并等改革措施。37

  第三,極端的承認有時會導致少數群體和貧困群體的內部分裂。所有的身份/認同群體(identity group)都被承認擁有自己的社會空間,如此一來,政治精英形成并以既得利益維持這些相互獨立的社會領域;其次,集體認同被強化;最后,各群體內部的政治斗爭加劇。我們從以色列對其貝都因群體的待遇——承認每一個部落,甚至將家庭作為自主單位——可以發現這種效果。貝都因人并沒有通過與政府的政治斗爭來尋求改善其社會、政治和經濟條件,反而分化成眾多部落,各部落為稀缺資源相互競爭,同時每個人都試圖保護其“被承認的”社會空間。很多殖民結構的研究者證明,殖民體制通常以表面“承認”先前存在的本土社會秩序為基礎,但實際上他們(殖民者)積極創制新的社會等級和權力結構,同時強化各種少數民族和宗教少數派的有利地位。這種影響通常會造成全體原住民的不和,致其無法集體行動,內部分崩離析,并將文化的和宗教的差異轉變成暴力沖突。38

  第四,社會空間的法律承認很可能導致身份認同、文化以及人類互動的凝固(congealing),而在法律承認之前,它們則處于一種流動的狀態。因此,若國家將某一類人的“人法”——如猶太人的猶太法,穆斯林的伊斯蘭法——承認為治理家庭事務的法律,宗教中那些可變動的傳統或許開始變得停滯和固定。換言之,一旦社會群體的非法律規范性秩序(non-legal normative orders)通過承認之行為而變得正式,其靈活性、回應性和生命力則日益喪失。

  (二)社會空間對法律的影響

  社會空間影響的法律方式通俗易懂:(人類)集體試圖支配法律以適應他們的利益、生活方式、文化、規范想象以及社會化模式。法律規則的制定意在回應這些壓力,但社會空間對于法律的“影響”與法律對于社會空間的“回應”并不對等。換言之,強有力的,往往也是傳統的社會空間,正是它們獲得法律承認且擁有符合其需要與價值的治理結構,而未被賦權(disempowered)的群體則很少能做到這一點。此外,新社會空間的浮現——工作場所(貫穿19世紀),超國家的空間,互聯網空間——導致新法律領域的出現,這些領域調整著新社會互動模式,同時也促使現有法律學說之轉型。例如,現代工作場所的誕生及其產生的新社會關系徹底革新了大量的法律學說。新空間從合同法中分割出一大塊內容,如今被專門用來處理特殊就業合同和勞動關系。39新的空間還從根本上改變了侵權法,將事故責任標準從嚴格責任轉變為過失責任,從而更好地服務于工廠主的利益。40

  一個更貼近當今時代的例子就是互聯網,它帶來了全新的社會關系,反過來,新社會關系需要一種全新的法律體制,并且改變了如隱私、知識產權以及民事訴訟程序等幾乎整個法律領域。互聯網是具有特殊意義的一種社會空間,如其所示,即使沒有明確的物質領域,人們仍可真切地談論社會“空間”,人們在其中互動、交流、社會化甚至形成各類共同體。然而,法律對于新社會空間的回應不僅僅是一種“承認”,與此同時,法律也將組織、構成和改變這一空間。法律的另一個空間功能以下例可示:它有可能將流動的、無形的和似乎不可分的人類活動領域轉變為固定的、具體的和商品化的空間。隨著互聯網日益法律化,可以說,它也變得更具空間性。法律將互聯網轉化為空間,正如資本主義將時間轉化為空間。正如盧卡奇的分析:

  因此,時間流失了其質性的、可變動的、流動的性質;它凝結為一種全然定界的、量化的連續體,且充滿著可量化的“事物”(工人的被具體化的和被無意識層面物化的“工作”,與其完整的人格徹底分離):簡言之,時間變成了空間。41

  前述兩個例子說明,一如我們前一節所述,法律承認社會空間這一功能無法與其所構成的權力相分離。“承認”幾乎總是與社會關系之組成和轉變相互交織。大量“法律與地理學”研究已經分析過此類復雜關系,即過去30年以城市為背景的社會空間與法律之間的關系。弗魯格在其開創性文章《作為法律概念的城市》中認為,在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中,城市,如個人與國家之間的眾多其他中間實體,它們似乎都表現出對個體自由和自主的威脅。42自由主義的概念化不再將城市看作是自由選擇或者結社自由的自愿表達,而將其視為可能對其居民造成危險的“行政機構”。這些城市是強制性的和人為的“國家造物”,它們由法律所構成,而非受法律所承認。因此,自由主義法律體制不斷抑制城市的力量,并將其變成無權傀儡(powerless creatures)。這與自由主義面對商業公司的態度截然對立,商業公司在19世紀逐步被視為與城市(那時被稱為,市政法人)等公共機構完全不同的事物。那時,商業公司被闡釋為個人選擇與結社自由的表現形式。因此,法律只需“承認”(而非建構)這些商業公司,并授予其更多的權力和權威。

  福特在一系列論文中探究城市的法律地位和城市對社會形態的影響,大部分聚焦于美國的種族關系。43福特也批評“承認/建構”的二分法,但在理解此二分法運用方法上,他與弗魯格顯然不同。福特認為,法院在將城市視為賦予有機社會組織的某種法律形式(承認)與視其為國家的人為產物(創制)之間搖擺不定,法院并非僅僅在削弱城市力量。他聲稱,這種搖擺不定導致對城市與其他地理實體的處理在學說層面的不一致。福特進一步指出,法院使用“承認”和“創制”以證明其對地方政府組織一方與選區、學區和等其他地理實體另一方的不同態度。法院對后者的懷疑態度加劇了種族隔離和黑人權利的剝奪。

  四、精神-主觀空間

  或許最不易被觀察到而又最有趣的空間維度是精神—主觀空間。精神空間包括若干要素,對于理解何為空間,它既非純粹物質的(material),也非全然社會的(social)。首先,我們談論的是人類主體體驗(experienced)空間的方式,然而,這種似乎表現為主觀的體驗總是社會的和意識形態的。空間體驗以政治、經濟、歷史和文化的力量為中介。此外,精神空間不僅僅是主體體驗諸物質空間與社會空間的方式,它還指向空間創造主體的復雜方法:它不僅僅是一種主觀空間,更是一種隸屬空間(a space of subjection)。

  (一)法律對精神-主觀空間的影響

  法律規則、原則和學說在很多方面影響著精神—主觀空間。在這里,法律在生產看似真實的、自發的、主觀的感覺、情緒或體驗的過程中,作為另一種重要因素發揮著作用。不同空間激發出不同反應,例如安全、恐懼、異化、確認、敬畏、厭惡等等。這些看似單獨的反應是物質條件、社會結構以及作為我們討論之關鍵的法律規范的結果。雖然法律規范時常影響某一領域的物質建構從而促成特定的社會行為和主觀體驗,而在另一些情形下它們直接影響主觀感受。法律地理學家的大量著作致力于研究法律規范對于空間的主觀體驗的影響。此研究路徑建基于巴什拉44與德·塞爾托45的基本觀點,其卓越的現象學著作表明,空間的精神主觀面向與其物質的和社會的面向難以區分。的確,現象學強調主體、客體以及主體對客體之意向性的不可分離。因此,物質空間徹底與體驗主體以及主體間的中介交織在一起。但研究法律及其對精神空間的影響并不止于一種現象學的探究。

  法律地理學研究精神空間所要探究的主要是其意識形態維度:法律概念、規則和原則創制人類主體的方式有哪些,其所蘊含哪些特定的需要和價值?若個體以必要的、合法的、自然的態度體驗具體的空間現實的世界,法律如何參與這個世界的維持和再生產?此處,批判地理學家的作用在于去揭露時常隱而不見的背景規范,這些規范將空間建構為給定的,并且將其設定為看似中立的“游戲規則”,而此類規范的影響可能造成不平等和壓迫。法律地理學家內部有一條圍繞意識形態問題的分界線:有些學者只研究法律規則對空間結構/配置的影響——物質空間、社會空間、甚至精神空間,另一些“法律與地理學”研究者則在研究導向和影響來源方面更具批判性,他們質疑和揭示空間的意識形態維度。作為非批判路徑的例證,埃里克森46主張,無家可歸者與他稱之為“長期不端行為”的法律規制影響著都市空間。他聲稱,我們的公共空間缺乏對此類行為的適當處置,這引起眾多個體的恐懼和焦慮,驅使人們遠離城市而奔赴郊區。因此,他提議將城市劃分為一些區域,以規制無家可歸者的移動和生活。雖然這種方法明顯重視法律對社會空間和精神空間的影響,但仍不加批判地接受如下做法:即將人類的偏好視為一組事物,而將法律僅僅看作是對這些偏好的反應。在另一邊,批判法律地理學家試圖解釋這些偏好產生的條件,以及限制和塑造看似自發的偏好的背景法律規范。福特因此曾論證,一系列法律規則、經濟條件和政治背景如何促使“白人遷移”的發生。47

  批判法律地理學家所追隨的另一條研究思路,即拓展現象學路徑,試圖探究法律的規則和觀念如何生產空間,空間又是如何建構具體的人的主體性。這一批判方法將人類主體看作是一種產品/結果,而不是一種與歷史無關、前法律和前社會的既定產物。此路徑下的一個有影響力的人物是齊美爾,在其名篇《大都市與精神生活》中,他提出一種人群類型的類型學,并將都市與鄉村兩種類型予以對比。齊美爾認為,隨著日益增加的刺激因素,眾多不同的人和不斷變化的條件,城市生活產生出一種與鄉村類型完全不同的人類主體——世故、寬容、理性與算計。他把都市類型看作是現代性和資本主義的唯一表現形式,而更多當代學者試圖描繪出一幅能容納數目龐大的差異空間的多維“現代”圖景。48福柯因此堅決主張,我們要尋求各種“另類空間”/差異空間(heterotopias)——他者的、不同群體的以及非霸權文化的空間——進而了解它們如何可能與霸權和規范性空間共存。49法律地理學家跟隨這些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理論家的腳步,揭示了法律如何生產出空間與生活其中的人類主體。例如,郊區不僅僅是一種具有獨特物質結構的人類居所,它們也是一種人類社交性與新主體性的形式。事實上,從城市環境中被隔離的郊區在社會與經濟層面同質,由獨戶住宅構成,大多郊區相當于臥房式社區(bedroom communities),其土地混合利用的情況很少,那里幾乎沒有公共共享空間(購物中心除外),這些以汽車為基本交通工具的區域產生出具有鮮明個性的個體:分離、異化以及以社交回避的特質。50實際上,法律參與了作為一種獨特的社會空間和精神空間的郊區的生產和維持。如弗魯格所證明,法律不僅通過規則和原則,也通過法律修辭和司法解釋來反映郊區的觀念和圖景。51他表明,法院把郊區保護為一種代表安寧、家庭價值、社區和自然的地方,而城市則被描繪成犯罪、腐敗和道德墮落的空間。因此,法律通過直接設定、表達功能和意識形態建構來影響精神空間的創制。

  我們希望通過兩個例子來證明法律對于精神—主觀空間之生產與再生產的重要性:公/私領域區分的創制和神圣/世俗的分界。兩種二分法實際上是自由主義體制的基礎,全面說明法律在其創制過程中的作用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因此,我們僅論及法律與空間的互動在生產這些空間概念支柱過程中的重要性。

  1.公/私的劃分

  我們的整個世界被分為公共的和私人的空間。無論從法律、社會互動抑或主觀感受層面,幾乎每一個領域都能被描繪成“私人的”或者“公共的”。法律空間、社會空間和主觀空間之重疊的情形并不總會出現,有些人可能感覺它們處于“私人的”空間,而對于另一些人而言,該空間似乎是“公共的”。于法律而言,兩者必居其一。此外,“公共的”與“私人的”的含義異常豐富,且處于持續變動之中,至關重要的是,我們追問空間被描繪成“私人的”或者“公共的”,意圖究竟為何。這種意圖和意義可能隨時間和情境的變化而改變。例如,與街道相比,客廳被認為是私人的,但在與室友同住的公寓中,與臥室相比,客廳卻是“公共的”。一座城市或許看起來是顯而易見的公共空間,但它可能出于各種目的而被認為是私人的。例如,一些城市——被稱為“避難城市”——采取一系列措施以保護非法移民免受其所屬國家的迫害。因此,對于非法移民而言,這些城市在兩方面意義上是“私人的”:第一,在城市為其提供安全和保障的意義上;第二,在正式法律的意義上,城市成為免于國家(等同于公共的)干預(的對象)。52另一個相關的例子是購物中心,雖然購物中心通常由私有財產建造,屬于私人擁有或私人運營,但其仍被法院據第一修正案的目的宣布為“公共的”,因此購物中心禁止對各種類型言論的排斥。53

  這些空間通過適用于自身的法律規范來獲得其“私人的”或者“公共的”地位,而非通過其可能具有的任何“內在的”前法律(pre-legal)特征。若某一區域受到外部干預的保護并獲得一定程度自治,那么使用該區域的個體則獲得保障、安全、保護和隱私的感受。在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中,“私人的”實際上意味著與保障、保護和安全相關,而“公共的”則被描繪為危險的和專制的。批判法律地理學家所批判的正是這種意識形態。第一,私人空間的確可能對某些人來說是安全的,但另一些人在這些私人空間中也可能面臨重大危險。女權主義作家展示了,法律規則如何保護私人空間免于國家干預,例如,法律使女性服從于男性的統治和暴力。54第二,他者在“私人”空間體制下的異質行為并未受到平等保護,如歧視邊緣群體及其文化,這就是所多瑪法(sodomy laws)55出現的情形。即便在某個人家里,屬于隱私權的保護范圍,同性戀群體仍會受到譴責。第三,根據馬克思主義學者,私人的與公共的區分正處于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核心,它在自我(the self)中創造出一種虛假的分化,使人類與其自身的品質和特性相互分離。公/私的二分創造出這樣的一群人,他們認為自身與其同胞被劃分為兩類自我:“私人的”自我——利他的、親密的、合作的和熱心的;“公共的”角色——自負的、異化的、競爭的和冷漠的。將每一個“自我”納入到不同的空間,使人類能夠否認其真正的本性,而所有的品質都是人性的一部分,這種空間布局將使“善”的特質變得更好,“惡”的特質則變得更糟。私有財產和個人權利的法律體制是這種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代表,正是它再生產著碎片化的、自我異化的每個個體。56

  因此,公共空間和私人空間的生產作為法律之結果,對于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這一裝置(apparatus)57至關重要。空間不斷地被劃分為各個獨特的領域,基于一些根本的二分法——隱私/公共、親密/分離、利他/利己、安全/恐懼——而被規劃,并在其中被再生產。這些基本區分在個體中不斷被灌輸,而后成為被法律體系所保護的“客觀的”需要和價值。

  2.神圣與世俗的界分

  法律創造的另一個基本的精神—主體空間的區分是神圣與世俗。法律規則時常決定在各種不同的空間里能做什么事或者不能做什么事,這些不同的禁令和規定通常以此觀念為基礎,即這一個空間是神圣的,或者至少它應當被保護而避免世俗/褻瀆行為的出現,如性、不道德、亂性和“淫穢”。

  一些神圣的地方,如耶路撒冷的圣殿山或圓頂清真寺,因固有的神學或歷史的因素獲得其神圣性,然而,其他一些人則由于其棲居的社區或者在該區域內實施的行為而被宣稱為神圣的(如克亞斯喬爾鎮(KiryasJoel),一個極端正統的猶太人社區)。此處,法律主要起著神圣社會空間或世俗社會空間之生產者的作用,而這種空間形態的精神—主觀方面具有同等的重要性。通過尊崇各種宗教規范,或者相反,通過褻瀆某一個(本應神圣的)地域,該區域的主觀體驗隨即改變。神圣與褻瀆之間的區分,實際上不僅取決于社會習俗、歷史環境或者神學根據,也取決于法律的許可或者禁止。例如,對于各種宗教而言,耶路撒冷毫無疑問是具有前法律的神學意義的歷史地點,但當代耶路撒冷城是一個法律概念,其邊界由內政部決定,因此對于猶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作為最神圣的城市以及這種狀況所具有的政治后果,“耶路撒冷”是什么,與之相隨的,人們的體驗是什么,這些都受到法律的深刻影響。但這里的“法律”意指政府官員的一項行政決定。

  另一個例子是,法律授權以色列的很多區域以各種途徑影響其公共空間的宗教性質。如限制銷售豬肉的區域,這一做法是被許可的。58又如在安息日封閉街道以禁止車輛行駛和禁止電影院營業,在逾越節強制禁止酵母的出現。59這種授權的法律結構自然會引發宗教群體與世俗群體之間的沖突,因為空間的神圣性并不完全取決于個體信仰或者個人行為,而是基于遵守某種命令的集體行為。因此,根據某些猶太法淵源,謹慎守規的猶太人在逾越節期間禁止行走于酵母出現的區域,其結果是,此類區域被人們理解為,或者體驗為某種褻瀆的存在。

  在自由主義體制中,這些張力和沖突是通過公共領域中的各種個人權利與宗教團體實施宗教規范之要求的相互碰撞來顯現的。例如,禁止酵母的要求和擇業自由相沖突,安息日禁止車輛與行動自由相沖突。自由主義體制聲稱其所做的一切僅僅是為了保護個體自由和保衛公共領域的中立性,但宗教團體的體驗卻將其轉化成公共領域的褻瀆,并將宗教推至私人領域。法律地理學家已揭示出法律參與維護神圣/褻瀆二分法的一些區域,盡管其偽裝在保護公共領域的中立性之下。例如庫珀表明,如何爭奪教區(eruv)——一個象征性領土分界,正統猶太信徒在安息日能夠在其中攜帶物品——揭示出一系列深刻的分歧,如公共空間的性質與該區域應該反映何者為善的看法。60因此,某些公共空間,盡管其被聲稱為中立的,但實際上反映出某種宗教價值(以“文化”之名否認其宗教虔誠程度),甚至一些“中立”空間主動地世俗化,公然表現出反宗教的情緒。

  (二)精神—主觀空間對法律的影響

  我們在前一節聚焦于空間的建構與生產如何影響人類主體的精神生活:人如何體驗物質空間和社會空間,又如何將基本概念和意識形態內化,換言之,人如何成為一個主體。在下文中我們將通過說明主體如何影響法律,以展現法律與空間之關系的全景。

  這種影響產生的最迅捷的方式是將直接的個人利益和需要轉化為政治意志。例如,郊區居民在維持其生活方式和生活質量方面有著毋庸置疑的(有些人稱為正當的)偏好。因此,他們更傾向于投票給犧牲城市利益以推動郊區利益的那些政治家。例如,當加利福尼亞州提出改革其學校資助計劃,在全州重新分配地方稅時,各個富裕地區的居民奮起反抗,因為這將導致稅收制度發生變化,即其他地區的居民將減稅。61

  然而,精神—主觀空間通過一種更復雜和更深刻的方式對法律產生影響,即利用嵌入我們精神空間形態中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激勵著人們,影響著他們感知和理解世界與自身的方式,使其行動正當化(或者不正當),限制其選擇與可能性范圍,以及塑造他們與其同胞之間的關系。例如,無論對于群體還是個人,各種私人地點的體驗會產生某種期待、理解或者行為。當一位女士跟隨一位男士進入他的私人汽車時,與他在一個更公開的場合相處比較而言,她可能會被認為同意與該男士發生性關系。之所以如此,因為汽車通常被認為是“私人的”并且通常受到法律的保護(例如,除非為了搜查或者扣押的目的)。當以色列法院面對如此情形下受害者對犯罪嫌疑人的強奸指控時,汽車的“私密性”竟成為減輕刑罰的因素,因為特定的“私密性”引發罪犯對該女士的意圖的誤解。62然而,這個案例顯示出法律對于個人如何理解空間的回應是如此復雜:不同群體和個體有著不同的精神—主觀空間,而當法律選擇承認某一種特定的理解,那么它將以犧牲其他人的理解為代價。正如女權主義學者們所表明的,這種空間生產再現了男性統治和父權制。63

  結論

  本文試圖描述過去20年出現于法律理論中的空間轉向。空間在法律研究中的出現先于此“轉向”,但這些不同類別的(法律與空間)研究的匯集——也被理解為法律理論的一個特殊分支——產生了重要影響。首先,它承認了對法律與社會之間相互關系進行一種更復雜和更細微的理解。傳統的法律與社會研究將空間視為社會發揮作用的一種中立性的媒介,而法律地理學揭示出空間的可塑性和流動性,最重要的是,空間在法律與社會形態的再生產過程中的關鍵作用。在此意義上,法律地理學是批判的法律與社會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認為法律生產各種社會行為并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手段而運行,而不僅僅服務于社會的需要。第二,法律地理學研究將似乎不相關的和獨特的法律領域及其所體現的根本邏輯、目的和價值予以整合。例如,如我們所表明,認識各種法律學說的空間影響,揭示出私法與公法在建構神圣/世俗空間和公共/私人空間過程中的深層聯系。第三,法律理論中的轉向是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中的空間轉向的一部分,它填補了未將法律納入視野或對法律認知粗淺的很多研究留下的空白。事實上,批判地理學家、社會學家、政治科學家以及歷史學家,這些研究者開始認真對待空間,他們揭示了空間既是社會產物,也是再生產社會形態的機制,只不過他們忽視了其中的法律結構。揭示那些通常出現于某些地點的法律機制正是法學家的任務。此外,法律地理學家已表明,法律不僅僅是一種國家推行其空間政策的被動媒介,它還是一種擁有其自身生命的生產力,可以說,法律塑造了物質空間、社會空間和精神—主觀空間。

  雖然我們辨析了空間的三個維度,即物質的、社會的和精神—主體的,但實際上這三方面是相互交織的和不可分割的。我們需要抵制既有觀念,即強調物質空間而忽視社會空間和精神空間,反之亦然。我們的文章論證了,空間的物質條件對于生產和再生產某種社會現實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充分的。雖然這種狀況的確可能限制人類的選擇和行動,但它們仍可產生完全不同的現實。正是空間的三個維度與有效的法律媒介之間的互動造就了我們的真實世界。

  注釋

  1Foucault,M.(1980).“Questions on geography.”In C.Gordon(Ed.),Power/Knowledge: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trans.by C.Gordon,L,Marshall,J.Mepham and K.Soper)(pp.63–77).New York:Pantheon Books.
  2Kreitner,R(2010).“Biographing realist jurisprudence."Law&Social Inquiry35,3:765-791;Singer,J.(1988).“Legal realism now.”California Law Review 76,2:465–544;Tsuk Mitchell,D.(2007).Architect of Justice:Felix S.Cohen and the Founding of American Legal Pluralism.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Weber Waller,S.(2005).Thurman Arnold:A Biography.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3Holmes,O.W.(1920).The Path of the Law.New York:Harcourt,Brace.
  4Blomley,N.K.(1994).Law,Space,and the Geographies of Power.New York and London:Guilford Press.
  5Cooper,D.(1998.)Governing Out of Order:Space,Law and the Politics of Belonging.London and New York:Rivers Oram Press.
  6Delaney,D.(1998).Race,Place and the Law:1836–1948.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7Ford,R.T.(1994).“The boundaries of race:Political geography in legal analyses.”Harvard Law Review107 ,8:1841–1921;Ford,R.T.(1997).“Geography and sovereignty:Jurisdictional formation and racial segregation.”Stanford Law Review49:1365–1445;Ford,R.T.(1999).“Law’s territory(a history of jurisdiction).”Michigan Law Review97:843–930.
  8Frug,G.(1980).“The city as a legal concept.”Harvard Law Review93,6:1057–1154;Frug,G.(1996).“Decentering decentralization.”UniversityofChicagoLawReview60,2:253–338;Frug,G.(2002).“Beyond regional government.”Harvard Law Review115,7:1763–1836;Gutwein,D.(2004).“Class aspects of the occupation:Some remarks.”Theory and Criticism24:203–211.
  9Kedar,S.(2003).“On the legal geography of ethnocratic settler states:Notes towards a research agenda.”Current Legal Issues 5:401–441.
  10Mitchell,D.(2003).The Right to the City:Social Justice and the Fight for Public Space.New York:Guilford Press.
  11Yiftachel,O.(2009).“Theoretical notes on‘grey cities’:The coming of urban apartheid?”Planning Theory8 ,1:88–100.
  12Ellickson,R.(1996).“Controlling chronic misconduct in city spaces:Of panhandlers,skid rows and public space zoning.”Yale Law Journal 105:1165–1248;Radin,M.J.(1982).“Property and personhood.”Stanford Law Review34:957–1016;Rose,C.M.(1994.)Property and Persuasion:Essays on the History,Theory and Rhetoric of Ownership.Boulder,CO:West view Press;Singer,J.(1991).“Sovereignty and property.”Northwestern Law Review86:1–56.
  13Lefebvre,H.(1991).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by D.Nicholson Smith).Oxford:Blackwell(original published in 1974).
  14 Ford,R.T.(1994).“The boundaries of race:Political geography in legal analyses.”Harvard Law Review 107 ,8:1841–1921.
  15Adva Center.(2002).“Governmental Financing of the Israeli Settlements in the West Bank and the Golan Heights in the 1990s:Local Governments,Residential Housing and Road Construction.”http://www.adva.org;Gutwein,D.(2004).“Class aspects of the occupation:Some remarks.”Theory and Criticism24:203–211.
  16Fishman,R.(1987).Bourgeois Utopias:The Rise and Fall of Suburbia.New York:Basic Books;Jackson,K.(1985).Crabgrass Frontier:The Suburbaniz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7Ellickson,R.(1996).“Controlling chronic misconduct in city spaces:Of panhandlers,skid rows and public space zoning.”Yale Law Journal 105:1165–1248.
  18Waldron,J.(1991).“Homelessness and the question of freedom.”UCLA Law Review39:295–324.
  19Yiftachel,O.(2009).“Theoretical notes on‘grey cities’:The coming of urban apartheid?”Planning Theory8 ,1:88–100.
  20Jackson,K.(1985).Crabgrass Frontier:The Suburbaniz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Milliken v.Bradley,1974,418S.Ct.717;Missouri v.Jenkins,1995,115S.Ct.2038.
  21白人遷徙(white flight)這一術語興起于20世紀中期的美國,意指美國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白人遷離黑人聚集的市中心,移居城郊較好的社區,避免種族混居,并躲避城市日益升高的犯罪率和稅收負擔,也曾被用于描述后殖民時期的南非、津巴布韋等非洲國家的白人大規模移民。該術語因其本身具有一定誤導性而受到一些歷史學家的批評。——譯者注
  22Ford,R.T.(1994).“The boundaries of race:Political geography in legal analyses.”Harvard Law Review107 ,8:1841–1921;Ford,R.T.(1997).“Geography and sovereignty:Jurisdictional formation and racial segregation.”Stanford Law Review49:1365–1445.
  23Jackson,K.(1985).Crabgrass Frontier:The Suburbaniz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4Blomley,N.K.(1994).Law,Space,and the Geographies of Power.New York and London:Guilford Press.
  25Montesquieu de,C.L.(1989).The Spirit of the Laws(trans.by A.M.Cohler,B.Carolyn and H.S.Ston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original published in 1748).
  26Wigmore,J.H.(1936).A Panorama of the World’s Legal System.Washington,DC:Washington Law Book;Wigmore,J.H.(1941).A Kaleidoscope of Justice:Containing Authentic Accounts of Trial Scenes from All Times and Climes.Washington,DC:Washington Law Book.
  27Schorr,D.(2005).“Appropriation as agrarianism:Distributive justice in the creation of property rights.”Ecology Law Quarterly32:3–71.
  28在美國與加拿大的大部分省,公寓大樓或共管式公寓(condominium or condo),一般指稱類似于公寓(apartment)的居住空間,但與一般的公寓不同,condo中的每單元(units)具有獨立產權,大樓中的公共空間是住戶共有。在英語國家有很多類似的概念,如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的分層產權(strata title)概念,以及英格蘭和威爾士的公寓共有(common hold)概念。——譯者注
  29獨戶住宅(single-family house or house)指在結構上作為單獨一戶來使用的居住單元,在財產屬性上,內部一般不分割,除少數作為出租或短租使用時。與公相比,獨戶住宅的正門或車庫直通街道,一般會有獨立的院子(yard)或者花園(garden)和地下室(根據各地的法律規定可能略有不同)。——譯者注
  30Horwitz,M.J.(1977).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Law,1870–1960:The Crisis of Legal Orthodox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Kelman,M.(1987).A Guide to Critical Legal Studie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Kennedy,D.(1976).“Form and substance in private law adjudication.”Harvard Law Review89:1685–1778;Kennedy,D.(1981).“Distributive and paternalist motives in contract and tort law,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ompulsory terms and unequal bargaining power.”Maryland Law Review41:563–658.
  31Harvey,D.(2001).Spaces of Capital: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32Fraser,N.(1995)“From redistribution to recognition?Dilemmas of justice in a‘post-socialist’age.”New Left Review1/2 12:58–93.
  33Ford,R.T.(1994).“The boundaries of race:Political geography in legal analyses.”Harvard Law Review107 ,8:1841–1921;Ford,R.T.(1997).“Geography and sovereignty:Jurisdictional formation and racial segregation.”Stanford Law Review49:1365–1445.
  34Fisher,T.(2008).“Nomos without narrative.”Theoretical Inquiries in Law 9,2:473–502;Nozick,R.(1974).Anarchy,State and Utopia.New York:Basic Books.
  35Barry,B.(2001).Culture and Equality:An Egalitarian Critique of Multiculturalism.Cambridge:Polity Press;Moller Okin,S.,Cohen,J.,Howard,M.,and Nussbaum,M.C.(Eds.).(1997).Is Multiculturalism Bad for Wome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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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Cohn,B.S.(1996).Colonialism and Its Forms of Knowledge:The British in India.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9Kennedy,D.(1976).“Form and substance in private law adjudication.”Harvard Law Review 89:1685–1778.
  40Witt,J.F.(2004).The Accidental Republic:Crippled Workingmen,Destitute Widows,and the Remaking of American Law.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41Lukacs,G.(1971).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trans.by R.Livingstone).Cambridge,MA:MIT Press(original published in1923).p.90.
  42Frug,G.(1980).“The city as a legal concept.”Harvard Law Review93,6:1057–1154.
  43Ford,R.T.(1994).“The boundaries of race:Political geography in legal analyses.”Harvard Law Review107 ,8:1841–1921;Ford,R.T.(1997).“Geography and sovereignty:Jurisdictional formation and racial segregation.”Stanford Law Review49:1365–1445;Ford,R.T.(1999).“Law’s territory(a history of jurisdiction).”Michigan Law Review97:843–930.
  44Bachelard,G.(1964).The Poetics of Space(trans.by M.Jolas).New York:Orion Press(original published in 1958).
  45de Cetreau,M.(1984).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trans.by S.Rendall).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original published in 1980).
  46Ellickson,R.(1996).“Controlling Chronic Misconduct in City Spaces:Of panhandlers,Skid rows and Public Space Zoning.”Yale Law Journal 105:1165–1248.
  47Ford,R.T.(1994).“The boundaries of race:Political geography in legal analyses.”Harvard Law Review107 ,8:1841–1921.
  48Simmel,G.(1971).“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In D.N.Levine(Ed.),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pp.324–339).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original published in 1903).
  49Foucault,M.(1986).“Of other spaces.”Diacritics 16,1:22–27.
  50Baumgartner,M.K.(1988).The Moral Order of the Suburb.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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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Cuison Villazor,R.(2010).“Sanctuary cities and the struggle for citizenship.”Fordham Urban Law Journal37 :573–598.
  53Zick,T.(2008).Speech Out Of Doors:Preserving First Amendment Liberties in Public Plac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4McKinnon,C.(1989).Towards a Feminist Theory of the Stat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55所多瑪法是sodomy laws的音譯,在我國臺灣地區被譯為性悖論法,指將特定的性行為歸為犯罪的法律。因宗教因素,中古以來西方很多國家將同性行為(尤其指男同性戀)視為犯罪,但隨著當代社會對同性戀的寬容,此類法律逐漸被各國廢止。在當今亞洲和非洲的部分國家,同樣基于宗教因素,同性行為仍將面臨嚴酷的懲罰。——譯者注
  56Marx,K.(1926).“On the Jewish question.”In Selected Essays(trans.by H.J.Stenning)(pp.40–97).New York and London:International Publishers(original published in 1844)
  57Apparatus,裝置、配置或機器,顯然,作者以福柯的用法試圖說明,異質的且相互關聯的元素和區分是被安排的和規劃的。——譯者注
  58Barak-Erez,D.(2007).Outlawed Pigs:Law,Religion,and Culture in Israel.Madison,WI: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59Blank,Y.(2010).“The local battle over public spaces:The case of Israel.”Unpublished manuscrip
  60Cooper,D.(1998.)Governing Out of Order:Space,Law and the Politics of Belonging.London and New York:Rivers Oram Press.
  61Fischel,W.A.(2001).The Home voter Hypothesis:How Home Values Influence Local Government Taxation,School Finance,and Land Use Politic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62State of Israel v.Y.Messilati,2000,H.C.3011/00.
  63Sanger,C.(1995).“Girls and the getaway:Cars,culture and the predicament of gendered space.”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144,2:705–756.

    本文引用格式:伊沙依·布蘭克,艾希·羅森-茲維,楊靜哲.法律理論中的空間轉向[J].西部法學評論,2020(0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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